中国根 黄河魂 这里是临汾 ！
编者按：
管窥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不难发现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尊崇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法则和规律，聚族而居、合作包容、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热爱和平的文化基因，在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决定作用。
中华农耕文明是华夏儿女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理念已广播人心，所体现的哲学精髓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
而源于狩猎文化之欧洲文明的掠夺式特征，与滥觞于种植的中国文明存在明显的差别。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而中华农耕文明虽其地域具有多样性，但其民族的同源性和文化基因的传承性，正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从刀耕火种到现代农业的历史记忆
国民经济,农为基础。令国人自豪的不仅是我国农、林、牧、副、渔五业俱全的农业经济,而且还有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农业文化。“农业”和“文化”两词,人们已司空。、见惯,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但若提及“农业文化”,则似乎有点新鲜,略显生疏。根据“文化”的含义我们给“农业文化”试作了注释,即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创造的农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农业精神财富,如农业育、农业科学、农业文艺等。不知当否??
农业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窃以为,农业文化是基础文化,没有农业文化就没有社会文化。我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历史如同农业经济发展史一样,源远流长,不仅有过它辉煌的昨天,更有它辉煌的今天。在黄河流域有着神农教民稼穡于长子,后稷种植百谷于稷山,嫘祖养蚕于夏县的动人传说。在晋南这块沃土上孕育了流传千古的尧文化、洪洞大槐树文化、以及襄汾丁村民俗、浮山民间剪纸、平阳威风锣鼓文化……尤其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白色农业、绿色农业、观光农业、阳光农业、设施农业、都市农业等等。所有这些,既呈现出农业文化的悠久、厚重,又展示了农业文化的昌盛繁荣,同时也反映了农业文化随着国民经济和时代大文化前进的步伐在不断地开拓、创新。农业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文化根植于农业才有生命，农业依赖于文化才能发展，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
农业既是一项原始古老的产业，又是一项前景辉煌的事业，既是一项人类生存、繁衍必不可代的产业，也是一项社会走向文明的基中之基的产业。它不仅在物质方面养育了人类，也在文化方面创造了人类。
第一章农业体制和土地沿革发展(经管站)
第一节 古代的农业经营体制
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政治和经济起着主要作用。两者之间，经济制度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制度是经济的代表形式和统治力量。农业作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有着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关系。所以，要了解农业的发展，必须了解其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封建社会以来,农业占据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绝对优势,土地制度又是农业经济制度的主要成分，所以,了解了历代的土地制度,就可以了解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轨迹。
(1)原始社会农业经济
从距今一万年左右农业发明开始，至距今四千年前阶级社会形成为止，相当于中国原始社会后期。
农业工具以石器为主，并广泛使用木竹器、骨角器和蚌器。石斧、石锛一类砍伐工具的应用是原始农业的特点之一，与之并存的是播种用的竹木棒和收获用的石刀、石镰。锄、铲一类翻土工具是稍后出现的，在我国尤以耒耜的使用最具特色，完全靠手工操作。
耕地开始可能在山地，以后向江河两岸比较代平的地区发展。实行撂荒耕作制，最初是生荒耕作制，继之是熟荒耕作制。这一时期耕作技术的特点是刀耕火种，以后产生了与播种直接相结合的原始的封耕作，生产技术的重点逐步由林木砍烧转移到土地加工。出现了用以掌握农时的原始物侯历。牲畜野放，后来产生了简单的栏圈。把野生植物和动物培养、驯化验室栽培植物和家畜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最大成就。人类现今得用的主要作物和家畜，全部是在原始农业时代栽培和驯化成功的。
这一时代人们栽培和利用的植物比后世多而杂，有所谓“百谷百蔬”之称，后世所谓“五谷”(粟、黍、稻、麦、菽)也包括在内。在各种栽培作物中，北方以粟(稷)为主，南方以稻为主，麻葛和蚕比则是主要的衣着原料。这种作物构成延续到唐宋以前仍未根本改变。牲畜则以猪为主，猪、牛、羊、犬、马、鸡等“六畜”在这时代的后期已经齐全。
绝大多数农业遗址呈现以种植业为主，农、牧、采(采集)、猎(渔猎)相结合的经济面貌。在长城以北和南方沿江、河、湖、海的某些地方，狩猎或捕捞长期保持着重要地位。畜牧业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而发展，在北方的某些地区逐步出现以畜牧为主的趋势。
原始农业以砍烧林木获得可耕地和灰烬为其存在前提，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开始了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增殖天然产品的过程，开拓人类新的活动领域和空间，但它在进行生产的同时，破坏了自身再生产的条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相对不足，这种对自然界掠夺式的生产必然要被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所代替。
(2)奴隶制经济
奴隶制农业经济是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完全占有生产着--奴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它的经济制度的基础——土地制是井田制,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虞夏时形成统一的奴隶制王国,殷商时奴隶制获得充分发展,直至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地区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占居主导地位之后,奴隶制作为一种次要的或残存的剥削方式,始终与封建制并存;边远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如四川凉山地区彝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滞留在奴隶制社会。
奴隶制度的特点是政权和地权一致,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它把奴隶当作工具,当作私有财产,没有人身自由,常常被奴隶主任意买卖或杀害。所以奴隶们只能机械劳动,只用体力,不用脑力,只是劳作,不去思考,只能被使用,没有权享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农业只能重复生产,生产率无法提高。几千年的奴隶制,残酷地限制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奴隶社会,生产力比原始社会有所提高,农业和手工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有了分工。
(3)封建领主制经济
封建领主制是贵族阶级按严格的等级身份垄断占有土地和臣民,实行地权与政权合一,并主要通过劳役地租剥削,具有有限独立经济的农奴的一种经济制度。封建领主制作为封建制的一种形式,一般属于封建地主制以前的发展阶段。中国封建领主制主要存在于西周至春秋前期,春秋中期以后走向衰落。它具有与宗法制相结合的特点。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一些少数民族(如傣族、藏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未脱离封建领主制社会。
这种制度较奴隶制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但变化不大。农业生产者的主体一主力军—农奴,仍然没有全部的人身自由,除了有劳动的权力以外,还有选择主人的权力,但是一且从属了哪个地主,与奴隶社会的奴隶就没有多少区别了。不同的是劳动中积累不少劳动经验,发现了一些新的植物可被利用。对大自然的认识,对农业增产的经验有了进步。作为封建领主,它的权力和地域是皇帝封给的,在经济上是土地所有者,比奴隶主也有了进步。在管理农奴、组织生产、推广生产经验方面,有了进步和发展。
(4)封建地主制经济
封建地主制经济是中国历史上建立在地主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主要实行实物地租的租佃制,并由个体农民分散经营的一种生产方式。封建地主制作为封建制的一种形式,一般属于封建领主制以后的发展阶段。在世界历史中,中国的封建地主制发展最充分、最典型。它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延续至近代,直到1949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才在全国范围内被废除。它的特征是地权和政权分离,地主占有土地,农民只有很少土地或全无土地,只能耕种地主的土地,绝大部分产品被地主剥夺,但比封建领主制前进了一步,农民可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由于主要依附土地,实际上仍无人身自由。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也非常缓慢。
自夏代进入奴隶制社会，奴隶主阶级垄断土地，役使奴隶，占有全部社会产品。春秋时期，晋国继鲁国之后承认“私田”，征收“亩税”。战国时期，韩、魏、赵三分代晋，各诸侯国家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到秦汉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唐代中期以前，封建国家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采用“授田之制”，自耕农从封建国家受田者，租赋合一。唐中期以后，“授田制亡”，土地兼并加剧，地主阶级占有田土 “十之六七”，往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私人地主向租佃农户收取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地租。自秦汉以至民国，以地主阶级私人占有为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根本改变。
明万历年间，境内各辖县耕地70462顷(亩)，每年田赋征收，官田每顷5.3石，民田每顷3.3石，共征赋粮44万多石，折银35万多两；官田中有学田、牧马草场、藩王赐田、百官职田、军屯田和民屯田等名目。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各辖县耕地706万多亩，赋银41万多两。清乾隆年间，境内各辖县耕地612万多亩，其中民田占85.6%，官田占14.4%。民田中占有500亩以上者很少，自耕农为多数，无地者也为少数。民国初年，官田作价卖给佃种农户，自耕农增多。民国24年(1935)，临汾县28096个农户，按户数分类有地主和自耕农50%，半自耕农25%，佃农20.69%，雇农4.31%；户均经营土地23. 9亩；地主富户占有土地数十亩至上百亩，一般自耕户占地一、二十亩，贫户仅一、二亩至数亩。35年，襄陵县和汾城县两县耕地91.09万亩，其中私有民田86.59万亩，占95%，公有民田(村田、族田、社田、学田等)共4.5万亩，占5%；私有民田中占人口5%的地主富农阶层占耕地23%，占人口42%的中农阶层占耕地53%，占人口53%的贫农下中农阶层占耕地19% ；公有民田多为村中富户所把持。
民国时期，境内各地村庄每年约有1%∼5%农户出卖土地，多为小农破产户。民国23年(1934)前，临汾县土地价格，各类田分等计为生亩水田50元∼120元(银元，下同〕，旱地8元∼30元，山坡地3元∼10元。田赋征收额，23年境内耕地609.8万亩，计税102. 3万元，亩均征赋0.168元。佃农地租负担，死租方式为水浇地每亩年租金5元∼6元折小麦1石)，旱地为1元∼2元；活租方式为半种，即以收成一半交租。雇工年薪20元∼40元(合小麦4石∼7石左右，每石约合70公斤左右)；短工日工资0.05元∼0.10元(合小麦1公斤∼2公斤)。
封建土地所有制沿袭两千多年，境内农业随历代王朝的兴亡交替而盛衰起伏。战国时期，境内铁制农具推广，耕畜普遍使用，汾、浍之水俱引灌田，农业堪称发达。汉代，境内粮食经常漕运长安，接济京师。唐代仍为“河东殷实，京邑所资”。明天顺年间，平阳府年征赋粮110.9万石，占全国赋税4.18%，境内各辖县赋粮50.45万石，占全国赋税1.90%。清代前期至中期，境内人口剧增，物产少加，农业经济不堪重负。光绪初年(1877—1878) “丁戊奇荒”，晋、陕、豫等地连年大旱，境内“饿殍遍野”。至民国时，境内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农业自然经济仍占国民经济近80%的比重，农业生产力基本停留在古代水平。
1949年临汾市境各县域农业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10-1-1
项目 县城
农业人口
农业增加值当年价
耕地 总数（亩）
粮食总产（吨）
棉花 总产（吨）
农民人均
数量（人）
占总人口（%）
额 （万元）
占地区生产总值（%）
产粮 （公斤）
产棉 （公斤）
农业增加值（元）
总计
尧都区
侯马市
曲沃县
翼城县
襄汾县
洪洞县
霍州市
古 县
安泽县
浮山县
吉 县
乡宁县
蒲 县
大宁县
永和县
隰 县
汾西县
第二节、近代 1840--1949年的农业经济制度
1、经营地主
经营地主是雇用自由劳动者经营商业性农业,获取利润,但自已不参加劳动的土地占有者和经营者。其收益包括使用土地应得的地租和所雇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两个部分。这种农业经营带有某种资本主义因素。
经营地主始于清代前期。鸦片战争后,随着城乡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地主雇工经营开始在一些地区流行,从中产生出一批经营地主。
经营地主占有的土地多,经营规模比富农大。经营地主拥有较充裕的劳力、耕畜、农具、种子、肥料和流动资金,土地产量、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一般都高于中小农户,反映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某种优越性。
2、军阀地主
军阀地主是掌握军权,直接凭借军事势力兼并和经营出租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地租的近代旧式军人地主。是近代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地主中的特别凶恶者军阀地主形成于辛亥革命后,但起源于19世纪中叶。当时,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出现了湘、淮军和各省团练等一批地主武装。农民起义失败后,这些武装和新成立的练军等,逐渐蜕变为私人军队,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准备了条件。
辛亥革命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丝毫没有触动封建土地制度,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共同统治中国的总代理人，各自急于物色和培植新的侵略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直系、皖系、奉系、桂系、滇系以及其它各地的大小军阀应运而生。他们凭借手中的军政大权,大肆掠夺土地,成为新兴的大地主。
军阀地主是军权、政权和地权相结合的产物,在占有土地、支配佃农和榨取地租方面,比一般地主更加强横残暴。
军阀地主的兴起和膨胀,导致一些地区地主结构、土地占有和封建租佃关系变化趋势的逆转:地主中的大地主和权势地主数量增加,地主阶级愈加凶恶和反动,地权集中程度加大,封建租佃关中的超经济强制加强,佃农遭受的压迫和剥削空前加深。
3、农业资本主义萌芽
随着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统治者和土地、财产占有者,剥削思想和经营观念也在被动地改变着。货币持有者雇用自由劳动者在农业部门进行商品生产,并剥削他们的剩余劳动,实现价值增值,进入扩大现生产的资本主义初始阶段。中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种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最早发生,尔后,在封建宗法势力薄弱的地区继继发展,对中国封建经济来说,无疑是一种推动和促进。
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至明末清初时,由于长期的战乱,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至康、雍、乾、嘉时期,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得到迅速发展。
4、富农经济
富农经济是自己参加劳动,并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剥削雇佣劳动的一种商业性农业经营方式,是近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之一。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有的是有一部分土地,再租入一部分土地,也有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全靠租地经营或以租地经营为主的富农,称为“佃富农”。关于划分富农的标准,土地革命时期规定,除自己劳动外,其剥削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的15%即为富农。1950年改为25%以上。凡经常雇用两个长工(120天零工折合一名长工),或有其它剥削,且相当于雇用两名长工以上者,一般可算为富农。
富农经济萌发于清代前期。小农经济有所发展,农村中依稀出现了富裕农户的雇工经营,这是富农经济的雏形。
鸦片战争后,富农经济有所增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富农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
富衣占有的土地普遍较好,生产工具较齐全,劳力和流动资金较充裕,耕作经验较丰富,有条件从事某种程度的商品性生产,农产品商品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经营效益,通常均高于其他个体农民。富农经济有着一般小农经济所缺乏的优越性。但是,富农经济在中国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同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地租剥削异常苛重,地租几乎是佃农剩余劳动的唯一形式。在农业经营中,地租通常比利润更丰厚和稳妥,从而阻塞了富裕佃农发展为租地农场主的道路,又刺激某些经济条件上升的富裕自耕农向出租地位转化。通常,富农业出租土地的数量和比重,与其土地占有量成正比。这是中国富农经济不能得以充分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5、近代租佃关系
租佃关系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地主通过出租土地,使缺地农民与土地相结合,从而无偿占有其剩余劳动的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近代租佃关系是古代封建租佃关系的延续和发展,仍属封建性质。
近代中国,地权分配极不平衡。全国约有一半的耕地是在租佃形成下经营的。
租佃形成按租佃途径可分为直租和转租两类。
6、帮工佃种制
帮工佃种制是一种介于租佃和雇佣之间的地主经营方式。亦称分益雇役制。邦工佃农没有或有很少的生产资料。土地、耕畜农具、种子、肥料乃至住房,均出自地主,有时生产期间的口粮、柴炭、流动资金算也由地主垫借。佃农只出劳力,在地主某种形式的监督下进行农业生产,很像长工,但不拿工资,而是分取一定比例的农产品。它是由普通租佃关系发展来的。最早出现于明代。近代,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由于农产品的商品化,佃农两极分化加剧雇工经营的地主和富裕农户增多,帮工佃种制在一些地区流行。
帮工佃种制是从佃农到雇农,从农民经营到地主经营的过渡形态,佃农一般都有较充分的人身自由,主佃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租佃期限比普通租佃关系短,大多只有一年,最短的只有一茬。
7、农牧垦殖公司
农牧垦殖公司通称“农垦公司”、“垦殖公司”或“垦牧公司”,是近代私营土地开垦和农业经营企业的组织形式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城市新式企业开始兴起,农业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增长,1881年创立于天津附近的塘沽耕植畜牧公司是这方面的最早尝试。但农垦公司的兴起和大量出现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1901年,张謇创设于江苏南通的通海垦牧公司是其嚆矢。辛亥革命前后至20年代初期,一度迅速发展。
8、农产统制政策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某些重要农产品所实行的独占性收购和强制性生产管理措施。这是国民党政府搜刮农副产品,对民族工商业和农民小生产者进行掠夺的一种方式
附:我国古代农业改革措施小考表
改革内容
改革时间
改革朝代
改革任务
作用
屯田制
公元前119年
汉魏
马援，曹操
①扩大耕地面积;②加速对荒地和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③保证军队给养,减轻人民对军费的负担;④使一部分少地或无地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
均田制
太和九年，公元485年
北魏--唐
把部分无主荒地分配给缺地农民及从世家豪族中清理出来的苞荫户，并规定了还授制度和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一定程度抑制了世家豪族对劳动人口和官荒地无限度的侵占,有利于小农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政府财赋收入的增加,对社会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三十税一
汉
景文帝
农民可较安定地生活,人口增加了,社会经济发展了,国家也强大了。
纳捐代役
武德七年
唐
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奖垦田消杂税
五代
周世宗
后周力量增强，为后来结束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
公元前359年
战国
商鞅
①废井田 ②开阡陌 ③建立县制
青苗法
1069年
北宋
宋神宗王安石
兴修了水利，发展了农业，增加了政府收入，军事力量也有所增强。
《农书》
元朝
王祯
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包括了传统农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是中国第一部贯通南北农业的农书。
第三节、现代1949年以后的农业经营体制
1、1949年10月--1952年的土地改革时期
减租减息 抗日战争时期，境内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减租减息政策的一系列指示，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扶助农民削弱封建剥削，改善生活，提高抗日斗争和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实行交租交息，保障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并鼓励他们向富农经营和工商业经营转化。民国31年(1942)后，随着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扩大，实行减租减息的地域扩大。减租减息改革得到各阶层的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
土改运动民国35年(1946) 5月4日，中共中央对土地问题作重要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随后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土地改革基本政策。同年秋，境内各解放区党、政、军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封建剥削和压迫的罪状，惩办恶霸，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随着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也相继开展。37年5月，临汾解放，全区各县人民政府全面部署农村土改运动，向尚未进行土改的村派驻工作队开展工作。次年，境内农村土改工作基本完成。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各县对土改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妥善解决，完善土改程序，由人民政府发给农民土地房产所有证，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宣布土改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在土改工作中，各级人民政府认真掌握政策。民国37年(1948)1月12日，太岳行署发出《严禁地主、富农转移财产》的布告，防止地富阶层逃避土改的不法行为。各县人民政府制定详细办法，准确划分阶级成分，注意保护中农利益，使他们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纠正绝对平均主义作法。
土地改革使境内半数以上贫苦农民分得土地、房屋、耕畜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18万户贫农、下中农获得土地近200万亩。襄陵、汾城两县无地和少地农民1.4万多户分得土地10万亩，每户占有由土改前7.4亩增加为14.5亩。据临汾县第四区、第七区59个村土改情况记载，地主富农阶层户均土地由土改前40.40亩变为土改后21.59亩；贫农阶层户均土地由土改前6.64亩变为土改后11. 31亩。土改后人均占有土地的情况为地富阶层3.05亩，中农阶层3.67亩，贫雇农阶层3亩，各阶层人均占地基本均等。
1949年10月临汾县第四第七区59个村土改情况统计表※
表10-1-2
项目 阶层
户数（户）
人口数（人）
土改前耕地占有
土改后耕地占有
总计（亩）
户均（亩）
人均（亩）
总计（亩）
户均（亩）
人均（亩）
合计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雇农
商 贩
手工业
自由职业
※ 表中中农包括下中农；贫雇农中雇农以及商贩、手工业、自由职业诸户以后大都称贫农，部分手工业者等定为中农。土改后耕地总数包括村内公田、与邻村划地增加部分以及新垦荒地共10120.7亩
土改运动中，在驻村工作队帮助下，各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农会组织，作为临时政权形式主持村内土改工作和各类行政工作。从此，各村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村级自治组织，行使农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广大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摆脱封建压迫和剥削，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
土地改革后，境内31万多农户都成为小农生产经营者。户均人口 4.2人，劳力1.7人，耕畜0.46头，经营土地23.05亩。农民劳动热情普遍大增。全区粮食总量和农业总产值连年增长，1953年粮食总产量达吨，比1949年增长35.5%。
互助组 抗日战争时期，境内抗日边区政府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贯彻“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号召和帮助农民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包括农户之间人与人换工、劳力与畜力互换或劳力与畜力搭配组合等形式。民国28年(1939)后，根据地农村成立“垦荒团”“维修队”等组织，进行开荒修田、生产救灾等活动，并组织“代耕团”“互助队”，为抗日烈军属和一部分公益事业义务性的助耕。32年后，随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农村中生产互助组的数量增加，规模变大，管理办法也日趋完善，对互助生产中折工计工问题有较成熟的经验。在战争环境中，互助组农民“一手拿锄，一手拿枪”，防备日军扫荡和抢劫，发展生产，保卫生产，支援抗日战争。35年后，解放区各村互助生产的农民发扬抗日斗争精神，一面发展生产，一面支援解放战争，显示团结互助的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和耕畜的农民，生产条件虽有改善，但普遍生产力仍然低下，存在着单家独户单干经营的种种困难。人民政府进一步号召农民“互助生产”。境内各村普遍建立互助组，1952年全区农村互助组数量达5.5万个。互助组坚持自愿、等价原则，互相调剂劳力和畜力余缺，生产工具合理搭配调节使用，先进技术及时传授推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2、1953年--1956年的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期
初级社 1951年，中共临汾地委在各地互助组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制定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方案，当年在临汾、襄陵、洪洞3县试办12个社。1952年各县办社51个，均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各社由三五十户农户组成，由社员选举社长，领导集体生产，统一使用全社劳力、耕畜和农具，统一经营土地，统一收益分配。初级社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保留农户土地、耕畜等基本生产资料私有权，折作股金参加分配，社员参加集体生产按工计酬，年终现金分配以劳动分红为主，股金分红为次。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总路线指引下，境内各县、乡人民政府积极组织农业合作化运动。1953年至1954年，全区3000多个行政村普遍建起初级社，较大的村建社2个∼3个。1954年底，全区近半数农户加入初级社。1955年，农业合作化再掀高潮。同年冬，境内36万多农户全部加人初级社。中共党的基层组织自土地改革到创办互助组、合作社的过程中，培养农民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共产党员在各村合作化运动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其中多数被选为社长或负责人。
高级社 1956年初，受全省“转社风”影响，境内初级社全部转变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由数个初级社合并建成，每乡组建一社或数社，每社包括数村或一二十个村。各村成为生产队，小村为1个队，大村分为几个队，每个生产队大体为原初级社的规模。高级社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为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归全社集体所有，进行集体生产和按劳分配。社内领导机构为社务委员会，由社员选举产生；社委会下设若干股、室，分管各业生产或业务。在生产经营上，对生产队普遍实行“三包一奖”责任制，即包工、包产、包投资，资金由全社统一筹集调节，超额完成任务给予奖励。高级社坚持勤俭办社原则，发挥集体力量，进行平田整地、兴修水利、引进优种、推广新式农机具和农业新技术等各项农业建设，推动农业发展；同时规划林牧业生产，发展工副业项目，提高社员收入。1956年，全区粮食总产吨，比上年增长12.2%。
由于刚刚建立的初级社便立即转为高级社，群众的思想观念和干部的管理水平普遍存在诸多问题。1957年8月中共晋南地委和各县县委派出工作队，深入各社进行整党整社工作，总结办社经验，完善管理章程，巩固办社成果。
3、1957年—1966年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与调整时期
组织机构 1958年9月，在“大跃进”形势下，境内农业体制实行人民公社建制，由各高级社合并组建成80多个人民公社。各县建立公社四五个，一个公社包括几个乡的范围。当年10月部分县、市合并，公社设置稍有调整，1959年部分公社由一个分划为两三个。1961年随合并后的县、市恢复原设置，公社数量变为230个。此后，公社设置基本稳定。1971年，公社数量为245个。1984年9月，境内人民公社247个，公社体制的林场、果场各1个。公社初期，下设管理区，区下设生产队。1961年取消管理区，各行政村为1个生产大队，各大队下辖若干生产队(称小队)，生产队规模一般为三四十户至六七十户。公社、大队两级设管理委员会(管委会)，小队设队务委员会(队委会)。公社领导成员主要由国家干部担任，大、小队干部由社员中选举产生。各公社设中共党的委员会(公社党委)，1963年各大队普遍建立党支部。地、县两级设农村工作部、农业局、水利局、林业局等机构，对农业和农村工作进行指导和部署。公社管委会初设各职能股、室，后改为水管站、林业站、农科站、企业办、电业所等站所，负责具体业务工作。
基本制度 人民公社实行政企合一体制，既为农业生产企业又为乡镇级人民政府。1961年国家颁布《人民公社条例》(简称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经济制度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生产资料占有为公社、大队、小队三级集体所有制，生产安排及收益分配以生产队(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人归己。公社负责农、工、商各业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
生产经营 公社实行国家计划经济，按国家下达农业计划和本地农业区划安排生产，完成国家粮、棉等征购任务，同时组织工副业生产，增加集体收人。公社指导各大队完善管理制度，对各队生产进度和各项工作进行督促和检查。生产队具体安排劳力，分若干临时作业组完成各项农事活动。1961年至1981年期间，全区各公社执行国家计划情况：每年度粮食播种面积600余万亩，棉花面积100万亩左右；完成粮食征购7亿公斤∼16亿公斤，棉花征购1000万公斤∼2400万公斤。
基础建设 农业合作社时期至公社初期，采取集体积累扩大再生产。集体用房初期主要依靠租借民房，1960年后，集体陆续兴建各类办公和生产用房以及文教卫生事业用房。1980年，全区农村集体拥有房屋10多万间。同时，社队集体接受国家物资分配，自身购置各类农业机械装备。50年代初，临汾专区在师村、高村、贾升等地建立国营拖拉机站，1954年至1956年5月，国营站代耕土地100余万亩次。至1957年全区建有国营拖拉机站12个，拥有各型号拖拉机300多台。1958年专区国营站下放于部分县和公社管理。1961年以县为单位恢复国营拖拉机站。1970年后各县国营站又下放于公社管理。国营拖拉机站为农业机械化事业创造开端。1963年，市境社队拥有大中型拖拉机230多台，农用动力机2200多台，农机总动力2.6万多千瓦，农业用电900万千瓦时，化肥用量1.7万吨。1980年全区社队拥有各类型拖拉机9000多台，农用动力机4.5万多台，农机总动力61万多千瓦，农业用电1.3亿多千瓦时，化肥用量15.5万多吨。开展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和道路、水利建设，各公社组织劳力投入各项施工项目，多数农田经过平整修造，实现林、田、渠、路综合整治。同时组织劳力参加境内国防公路、汾河大桥等国家建设项目。一般年份，由社队向社会义务投工占集体用工5%∼10% 。公社、大队两级担负行政管理职能，每年完成上级政府部署的各项社会工作任务，同时发展本社本队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水利事业在建国初期基础薄弱。人民公社时期，全境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国家投资，全社会支持，境内兴建潏河水库、涝河水库、浍河水库、汾西灌区等。1963年全区社队拥有配套机井600多眼，1980年达到1万眼。通过汾河治理和兴建水库，到80年代建有大型灌区以及12处中型灌区，地、县两级各设灌区管理局经营管理。国家还投资建立多处沿黄提水和沿汾提水工程。
收益分配 社队集体收益分配坚持先国家，后集体，最后个人的原则。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其分配方案经公社审批。生产队分配包括实物和现金两种形式。实物为粮、棉、菜、油等，完成国家征购派购后，集体扣除种子、饲料、储备粮等，其余按人口和出勤记工分给社员。现金分配在完成国家农业税后，集体扣留公积金和公益金，剩余按出勤记工分给社员，社员所得现金包括实物分配折价。一般年份，境内农村集体纯收人分配情况为国家税收占7%∼10% ，集体提留积累占10%∼15%，社员所得占75%∼80%。
自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体制，境内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1975年全区粮食总产87万多吨，比1958年增长71. 3%。60年代中期，境内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清”“四清”等)、农业学大寨运动，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和发展，基本保证城乡居民对农副产品的温饱需求，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但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经营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的体制超越生产力水平；片面“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历次运动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干扰，都严重挫伤农村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多数社队未能摆脱贫困面貌。1960年、1961年全境粮食减产，城乡群众生活遭遇严重困难。1978年全区农民由集体所得纯收入人均57元，比1958年仅增2元，多年间农民收入徘徊不前。
1963 － 1980年临汾地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统计表
表10-1-3
项目 年份
总收入 〔万元）
纯收人 〔万元）
国家税收
集体提留
社员所得
社员人均（元）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 （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4、1967年—1977年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农业学大寨时期
农业学大寨是继学雷锋运动和工业学大庆之后，中共宣传部门树立的又一典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是只知奉献，不求回报，一心一意忠于毛主席的形象代言；而在后来的宣传语境中，大寨的事迹同样也能切合各种需要。
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的是 毛泽东于1963年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农业学大寨”学出“红旗渠”，大寨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大寨经验”是一整套基层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在生产体制上，“大寨经验”表现为提高核算层次，把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单位提升为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提高了人民公社的公有制水平。通俗地说，就是将人民公社“大锅饭”的“锅”变得更大，被称为“穷过渡”。当时的主流理论认为，所有制水平越高就越接近共产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大寨进一步取消了农户的“自留地”。本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社员每家每户按照人口分得一定数量耕地，由农户自主决定种植和收获，是当时农民得以改善生活、维持温饱的重要保障。因为集体经济十分落后，自留地和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活动，是农民得以维持生活、避免挨饿的主要支持。但是，因为自留地被认为是个体小农，按照所谓社会主义理论被认为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大寨经验成为对待农民的一种政治方式，就是以阶级斗争的视角看待农民，把农民对于社会经济权利的正常追求看成是阶级敌人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依照当时的官方理论，所有这些有私有性质和个体经营特征的经济活动都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大寨进而禁止农民一切的自由经济活动，甚至连农户养鸡养鸭都有明确的数字限制，超过限定数字即为“搞资本主义”并进行取缔。在分配体制上，大寨经验的主要内容是所谓“大寨工分”。工分是农民在集体中参加劳动的工作量单位，也是年终集体生产分配的依据。主要做法是，生产大队将每个人的工作按天确定分值，然后年终以这些分值作为计算分配的依据。大寨明确反对“定额包工”、“联产计酬”等责任制形式。大寨工分制度模糊了个人劳动与生产成果之间的联系，又被称为“大概工分”。但是，按照当时的理论，大寨工分则被作为农村社会主义分配体制的样板，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则被作为资本主义“物质刺激”来批判。
1953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的大寨人决心改变落后的面貌，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
他们想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除了扁担、锄头、铁锤等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他们拥有的只有一双双布满茧的手。为这个在一般人看来白日做梦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干苦干，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后，大寨亩产猛增至700多斤，这得益于土地形状和土地养分的改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认为，吃饱穿暖，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村民们当时夜以继日艰苦劳作的直接动力。“名呀利呀，这些东西脑子里通通没有。就一个字——‘干’！”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 陶鲁茄向毛泽东汇报大寨事迹。毛泽东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泽东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同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竟然专门表扬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经历过“ 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如何提高“大锅饭”制度下农民的积极性，已成为当时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而大寨人却凭着一股实干苦干精神，粮食连续10年增长。
在此后的岁月里，国家领导人纷至沓来，18位外国元首先后造访，上千万名国内参观学习人员和25000多名外国游客接踵而来。大寨，不再仅仅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大寨，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林县人民通过学大寨，凭着一股“大寨精神”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困境，创造出了高产稳产的农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
而学大寨能否有成效、有多大成效，主要取决于“学什么”和“怎么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中，不乏教条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有的看见大寨粮食产量高，回乡后就片面强调粮食增产，而置经济作物于不顾；有的见大寨开山垦田，回乡后不顾实际条件刻板模仿，结果严重破坏了林业资源；甚至有来自平原地带的参观者觉得大寨的梯田很壮观，回乡后想号召乡亲们模仿。就这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以利弊交错的态势，在长达十四年的日子里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中国村庄。1973年，年仅26岁的郭凤莲当选为大寨党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峰。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5、1978年—200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增长时期
家庭承包责任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境内农业生产开始转机。各生产队首先废弃劳动出勤“大呼隆”“一窝蜂”方式，恢复定额计酬等管理办法和制度。1980年，各社队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通知，积极酝酿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办法。当年，全区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到40.7%，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到9.5%。 1981年，多数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1982年，各社队普遍实行农业“大包干”。生产队分配土地承包的办法，一般由自留地和责任田或口粮田和责任田两部分构成，或按人口平均分配承包。全区农户58万多户，承包土地近600万亩，占集体耕地95%左右，户均承包耕地约10亩。1981年至1982年，各县市稳定山权林权，山区生产队向各户划分自留山林和责任山林，实行林业生产责任制。
农业“大包干”制度称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农民家庭承包集体土地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产品生产上，生产队只对国家征购计划提出要求，其余由社员自己决定。产品分配上，社员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交够集体提留，其余由社员自己支配，农民生产的责、权、利紧密结合，改变以往集体管理中的过分集中、集体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同时，社队集体保留土地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所有权，耕畜及小型农机具大部作价归户所有。集体统一经营的农、林、牧、水利等服务项目以及工副业生产项目也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负责为家庭承包生产继续保证服务，为集体经济继续提供积累。以家庭联产承包分散经营为基础，以集体统一服务为保障，农业生产形成“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为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国家乂提高农副产品价格30%∼50%。农民生产热情普遍高涨。1982年至1984年全区农业连续丰收，粮棉产量均大幅增长。1984年，全区粮食总产149.2万吨，比1978年增长73.3%；棉花总产3.5万吨，比1978年增长2.4倍；农村经济总收人14.4亿元，比1978年增长3. 63倍；农民人均占有粮食561公斤，比1978年增长66.5%；农民人均纯收入334元，比1978年增长4.86倍。全区农业的贡献明显提高，1984年完成国家粮食征购35.3万吨，比1978年增长1. 8倍；完成国家税收3855万元，比1978年增长1. 9倍；农村集体提留8287万元，比1978年增长2.6倍。
1984年10月，全区撤销人民公社，按原管辖范围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实行乡(镇)村建制。各村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村委会下设经济合作社(或经济联合社)代替原大队管委会的经济管理职能。村委会与经联社的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大体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1985年，多数村在原定土地承包三年期满后，重新调整土地发包，根据人口增减变化和地块并大方便耕作的要求，将家庭承包期限续定为3年、5年或10年左右。原集体保留5%的机动田采用招标方式发包给劳力较强的农户。由于各地分配土地承包的办法不统一，承包期限不一致，存在频繁调整变动的情况，不利于农民保护耕地和增加投入。1982年至1994年家庭土地承包统称第一轮承包。针对第一轮承包存在的问题，1994年后按中央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的精神，全区各地实行长期稳定承包制的办法，即按现有家庭人口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土地，固定承包地块和面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承包期限延长为30年。大多数村采取顺延调整办法，至1998年各地完成第二轮承包。全区70万农户承包集体土地700多万亩，户均承包经营10亩左右。第二轮土地承包后，国家允许农户承包地转让、租赁或集体返包，鼓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同第一轮土地承包相同，承包(租)者只能用于农业种植业经营，不得用于其他非农项目建设，更不准自由买卖。2000年后，农户转让、出租土地者增多，每亩每年租金可得100元∼400元。承租者多为种粮大户和经营种植业的企业单位。据调査，2010年全市农户户均人口 4.18人，每户整半劳力3.03人，户均经营土地11.25亩，其中耕地10.38亩。
根据国家关于进一步完善林权制改革的规定，2004年全市进行新一轮林权确认发证工作，至2010年共有2000多个村委会约35万农户稳定林权1100多万亩，占农村集体林地92%。
购销体制 ①1979年提高粮、棉、油、猪、牛、羊、鲜蛋、土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6%。从1979年11月1日起，提高8种副食品的销售价格，平均提高幅度为20%。②减少统购统销农副产品品种，1983年将一、二类农副产品品种由46种减少为21种，1984年由21种减为12种，派购品种由18种减为9种。③放宽购销政策，从1983年开始，在完成统购任务后，个体农户将多余的产品多渠道经营，农民个人可以进入城市，组织长途贩运，进行零售和批发。④取消统购统销制度，实行合同制，农业税也由征收实物改为征现金。多种经营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各地农村贯彻中央关于“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全区专业村、专业户、联合体和个体经济发展较快。到1986年底，全区专业户达9.5万户，专业村达530多个，专业联合体420多个，个体工商户达5.4万户，个体商业在社会商品零售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1.6%上升为19.2%。同时，农业内部结构和农村经济整体结构都开始调整变化。种植业中逐步改变粮棉生产的单一形式，林果业、畜牧业的比重增加。由农民兴办的乡镇企业普遍发展，在许多地方成为支柱产业。经20多年产业结构调整，全市农业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总产值所占农村经济的比重由60%以上下降为10%左右，非农产业在农村经济中占到90%左右。与此同时，农村大批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事农业的劳力由80%下降为40%左右。到20世纪末，全区各地普遍实现“农村达小康”。2000年后，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继续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持续协调发展农村经济，努力实现更加富裕型全面达小康目标。
若干年份临汾市农村社会总产值构成统计表
表10-1-4
单位：亿元、%
项目 年份
总计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运输业
商饮服务业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6、2005年—2012年农村税费免除农业税和“三提五统”
社会化服务 1984年后，乡镇人民政府对农业生产由公社时期行政命令指挥转变为服务型管理。1985年后，农民专业生产协会等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快速发展。特别是农机事业形成以各村专业队(户)为主体的服务队伍，实行跨村、乡，跨县巿服务作业。2000年至2010年，全市农村拥有各类型拖拉机由36540台增加到44030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由3056台增加到10232台；农用汽车由5343辆增加到辆；农机总动力由226.7万千瓦增加到405.1万千瓦。2005年，全市机播面积373.6万亩，机收面积241.6万亩，分别比2000年增加11%和7.8%， 2006年至2010年，平川地区小麦、玉米的机播机收面积增加到90%以上，农户粮田作业主要由专业服务队(户)来完成。2010年，各地机械作业服务收费，一般为每亩次30元∼40元。水利建设2003年完成引沁入汾工程，均组成多处农业灌溉系统。2010年，全市国有水利事业单位保持有效灌溉面积110多万亩，占全市农田浇灌面积一半左右。
税费改革 1985年后，境内农村集体经济实体大为减小，许多地方实际不复存在。乡村各项社会事业建设所需经费大部分来自农民承包土地的提留收入，1990年以后，各地农民负担加重。许多乡、村人均每年税费负担超过100元。为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发展，国家对农村税费制度进行改革。2000年后，取消乡统筹和农林特产税等，逐步取消农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降低农业税率、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方法。2004年后，全市逐步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部停征。2005年起，国家在取消农民所有税费负担后，对农民粮食种植实行直接补贴，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种类和金额逐年加大。每亩粮田补助金额由2005年的10元增加到2010年的100元以上。同吋，国家对山区退耕还林还草进行补贴，对农民畜牧繁育实行市场调节补贴，对村级组织行政开支实行补助制度。
专业合作 2006年1月，本市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姑射明珠种植专业合作社在襄汾县成立。同年，市政府办公厅下发1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指导意见》。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后，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进入快速发展期。自2006年开始，省里每年拨付150万元，2008年市里拨付8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2010年，全市按照“大力发展、规范运行、强化服务、提高质量”的思路，推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行动和土地流转合作社、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三社联动”发展行动，截止2017年9月年底，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累计11364个，注册资金总额151.8亿元，合作社成员达12.6万户(人)，拥有158家注册商标的合作社、51家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153家实施标准化生产的合作社。较为规范的合作社有尧都区隆富葡萄专业合作社、安泽县创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古县白素村绿生源蔬菜合作社、洪洞县金土地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曲沃县泽宇养殖专业合作社、霍州许村紫嵘养兔专业合作社、侯马市丰园有机蔬菜专业合作社、襄汾县兴农源种植专业合作社、洪洞县秦壁村蔬菜生产专业合作社、翼城县隆化小米专业合作社。
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人均纯收人达6758元，比全市农民人均纯收人元高出25%。截止2017年底“四级”示范社共计813个，其中国家级示范社26个，省级示范社248个，市级示范社210个，县级示范社329个；最新成立合作社联合社30个。
家庭农场 截止2017年8月底，全市在农业(农经)部门认定并登记录入《山西省家庭农场信息系统》的家庭农场有1033个。其中：从事种植业的家庭农场809个(其中：从事粮食生产的388个)，从事畜牧业的家庭农场185个(其中：从事生猪生产的55个)，从事渔业的家庭农场2个，从事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36个，从事其他的家庭农场1个。
全市家庭农场共有人口4527人，家庭劳动力2778人，长期雇工796人。全市家庭农场经营土地总面积亩，其中：家庭承包面积40788亩，流转土地面积亩。每个家庭农场平均经营土地面积150亩，平均流转土地110.5亩。
全市从事种植业生产的809个家庭农场，共经营土地面积亩，其中：流转土地面积亩。每个家庭农场平均经营土地面积174.6亩，其中：流转土地面积130.7亩。经营土地面积100亩以下的家庭农场331个；经营土地面积100-200亩的315个；经营土地面积200-300亩的60个；经营土地面积300-400亩的40个；经营土地面积400-500亩的18个；经营土地面积500亩以上的45个，其中：1000亩以上的15个。全市认定的省级示范家庭农场9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39个，县级示范家庭农场66个。
7、2013年至今，进行土地确权，三权分置，激活农村发展潜力。
土地确权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办发〔2014〕61号)和农业部等六部门《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农经发〔2015〕2号)文件精神，根据临汾市委、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汾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 我市农村承包地经营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于2014年开展试点工作，2015年、2016年全面开展，2017年扫尾完善。农村承包地经营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涉及全市17个县(市区)2962个村、9652个发包方、72.6万个农户、家庭承包面积659.6万亩，共签订承包合同份数71万份，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71成本。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于2010年1月1日起实施。
出台的配套措施
1.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2010年
2.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示范章程 2010年
3.农业部关于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培训工作的意见(2011年)
4.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员培训大纲(试行)》的通知(2012年)
5.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规范》的通知(2013年)
6.农业部关于印发《西部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通知(2013年)
7.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纠纷仲裁法律文书示范文本》的通知
调 解
中办发[2015]60号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
农经发[2016]8号文：农业部关于加强基层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体系建设的意见
三权分置
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三权分置：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
国营农业
国有农牧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晋绥边区建立临汾试验农场。50年代初期，境内建立少数地、县办国营农场，有关科研单位和院校建有农业试验田。1958年临汾地区在临汾县河西建立果树场，占地5000余亩，不久下放临汾县作为公社级单位管理。60年代至70年代，县市所办农业企业增多，均规模较小，临汾市办有良种场、奶牛场、种鸡场和种猪场等，各单位职工数十名至上百名。国营农业产值不足全区农业总产值1%，主要为本地农业生产发挥示范和服务作用。80年代，全区国营农业实行职工承包经营责任制。90年代后，此类国营农业单位通过改制、拍卖、重组等形式，归并改组为其他产业部分。境内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等单位继续发挥种业骨干作用。
国有林业 1949年至1953年，国家进行林权划分，大片天然林木收归国有。境内国有林木面积600多万亩，约占全境林地三分之一。1950年起，相继建立河底、十字河、小涧峪等国营林场，至1980年全区境内共建有省属国营林场10多个，分属吕梁山、太岳山、中条山三个森林经营局管理。2005年，全市境内有省属国有林场16个，经营管理面积320多万亩，职工470多人。1953年至1976年，各县市相继成立国营林场，有洪洞三交河林场、安泽府城林场、乡宁石景山林场等10多个。2005年，全市有县市区所属国有林场16个，经营管理面积340多万亩，在岗职工760多人，拥有固定资产净值1100多万元。国有林场主要担负森林管护、封山育林、荒山造林和木材生产等基本任务。各林场划分若干管护站和林班，个别林场配备森林干警、设检查站。80年代以后，各国有林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森林安全工作，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与各地农村集体林业生产共同组成国家三北地区防护林工程建设系统，发挥基础和骨干作用。为保证绿化造林事业，1950年起，各县市普遍建立国营苗圃，至1973年共建县属苗圃20个，各占地100亩至300亩左右，洪洞华林苗圃面积达700多亩。2000年，巿林业局在荛都区贾得乡东亢村建立市属苗圃420亩，至2005年生产苗木370万株。2002年，省林业厅在襄汾县汾城建立省属苗圃，占地350亩，各苗圃主要生产适宜当地栽植的杨、柳、榆、槐、松、柏等各类苗木，1990年后，大多增加城巿绿化所需花草树种。境内国有林业除省属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中条山国有林管理局和太岳山国有林管理局(域内占一部分，局机关在介休)外，还有市煤炭局吉县矿柱林场，经管面积3.8万亩；铁路苗圃70多亩，均为该系统服务。
第二章 耕作技术的沿革
第一节 耕作制度(技术站)
耕作制度是指在农业生产中，为了达到持续高产所采取的全部农田技术措施。是根据作物的生态适应性与生产条件采用的种植方式，包括单种、复种、间种、套种、轮作、连作、休闲等。耕作制度在一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并随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而发展变化。在农业发展史上，其演变过程大致由撩荒农作制、休耕农作制、连作农作制、轮作农作制向间作套种农作制、发展。
1、撩荒
抛荒。 土地空着不种。
2、休耕农作制
在撂荒耕作制抛荒年限逐渐缩短到只有1年-2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耕作制度。一块地上，一年播种作物一年空闲，空闲的一年中依靠自然过程恢复地力。这一阶段中，已开始辅以人工养地措施，如少量施用有机肥等。
3、单种
同一时期播种单一的品种。
4、复种
重复上一茬(季节)的作物。
5、间作套种
间作套种是在两种作物之间，再种上其他的作物。
我市传统的间作套种方式主要有小麦玉米间作，棉花小麦间作等，进入80年代相继推广粮粮间作、林粮间作、果粮间作、粮草间作等。90年代以后，全市大力推行立体种植。间作套种的主要模式有：
小麦套种玉米复播大豆：即6行小麦套种2行玉米，小麦收获后复种2行大豆。
玉米间作大豆：玉米、大豆2:2、2:3、2:4式种植。即两行玉米2行、或3行、或4行大豆。
谷豆条带种植：谷子、大豆3:4，即3行谷子，4行大豆。谷子、绿豆3:5，即3行谷子，5行绿豆。
玉米套种马铃薯：根据地方条件收获目标不同，玉米的配置形式有1；1、2：2、3：2。即玉米1行套种马铃薯1行、玉米2行套种马铃薯2行、玉米3行套种马铃薯2行。
小麦复播大豆间作油葵：6:4，即6行大豆，4行油葵。
大蒜套种马铃薯：4:1，即4行大蒜，1行马铃薯。
马铃薯套种甘蓝：2:2，即2行马铃薯，2行甘蓝。
6、轮作倒茬
轮作倒茬是在同一块土地上，不同作物、不同季节、不间断的种植生产。
本市农民在长期的耕作时间中，认识并掌握以作物种植为主的轮作倒茬经验。20世纪50年代初期，作物轮作沿用小麦、苜蓿为主的麦草轮作方式。60年代，主要轮作方式有小麦—夏作物(玉米、谷子)—小麦一年两作轮作制；小麦—夏作物(玉米、谷子)—棉花两年三作轮作制。70年代初，压缩小麦面积，大种高粱，盲目提高复种指数，使正常的轮作制度遭到破坏，土壤肥力下降。1980年以后，侯马、曲沃、襄汾、翼城等棉麦种植区主要轮作方式为：小麦—夏玉米—小麦一年两作轮作制；小麦—大豆—小麦一年两作制；小麦—夏绿豆—小麦一年两作轮作制；小麦—夏油葵—小麦一年两作轮作制；小麦—油葵—夏玉米两年三作轮作制等，延续至今。
第二节 耕作方式(技术站)
临汾市历史悠久,早在15 万年以前的“丁村人”就已在此劳动、生息。临汾古称平阳，相传为唐尧古都。春秋属韩，秦、汉为河东郡地。晋永嘉三年刘渊建都于此。隋为临汾郡，唐置晋州，宋、元、明、清为平阳府。耕作方式逐步由原始的刀耕火种、石器锄耕、铁犁牛耕等传统方式向全程机械化耕作转变。
1、刀耕火种
距今一万多年以前，原始农业出现，耕作方式是原始的“刀耕火种”。所谓“刀耕火种”就是在初春时期，先将山间树木砍倒，然后在春雨来临前的一天晚上，放火烧光，用作肥料，第二天乘土热下种，以后不做任何田间管理就等收获了。一般是二，三年之后，土肥就已枯竭，就不能再种植了，而不得不另行开辟。
2、石器锄耕
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先秦时期，人们使用“耒耜”、石锄、和石犁等工具，提高了功效，取得较好的收成。从耕作方式、农具使用来分析可将其划分为耕前期、耜耕期和犁耕期3个发展阶段。“刀耕火耕”属于耕前期。随着大量骨耜和石耜的使用，人们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
3、铁犁牛耕
随着人口数量和人类对自然要求的增加，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进入到传统农业阶段，既采用“铁犁牛耕”时期。阶级社会以后，出现了青铜农具，由于懂得了开沟排灌、除草培土、施肥技术，依次肥沃的土地可以连续耕作，贫瘠的土地也可以在休耕一两年后轮耕，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随着春秋时期开始使用铁农具，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量出现，农业生产力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铁犁和牛耕结合而形成了新的耕作方式，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出现和初步的推广，加上灌溉和施肥技术的新进展，大大提高古代农业生产水平，从此，铁犁牛耕成为封建社会基本的耕作方式，农业生产完全变成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由粗放耕作走向了精细耕作。
4、现在全机械化耕作
我国农耕历史悠久,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我国的农业机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农民的期望所盼,到农业产业变革的先进生产力. 解放前,农民拉犁种地,解放后逐渐实现机耕.与此同时,其他农业作业也开始步入机械化,从收打脱粒机机械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各类设备遍布城乡每个村庄。
第三节 品种改良(种子站)
一、品种引进推广
1、小麦
1949年以前，本区种植的小麦基本是农家品种，有红山麦、白山麦、金裹银、蚂蚱麦、白线麦、三月黄等。
50年代初，小麦品种为农家良种和引进的一些品种，即碧蚂1号、4号，西农6028、太谷49，金裹银，蚂蚱麦，竹叶青，红秃麦等。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开始推广抗病品种，大量淘汰感病品种和农家品种，较大面积推广西北612、石家庄54、农大183、农大498、太谷49、早详麦等。
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期，随着国内育种水平的提高，大量新品种取代农家品种和混杂退化的老品种，推广的主要品种有北京5号、丰产3号、北京10号、泰山1号、泰山4号、跃进5号和省内育成的晋麦1号、5号、6号、7号、8号、10号等，基本取代原有品种。
70年代末期，主要推广本省自育品种，晋麦10号、16号、17号为主要推广品种。推广的外省品种有北京10号、泰山1号、4号等。
80年代，主要以高产、优质、抗病、抗旱品种为主，重点推广12057、晋麦16、20、21号，辽78—2、79-2，渭麦5号等。
90年代，推广晋麦30、31、33、49、47号，鲁麦14号、晋麦54、56、60号等品种。
进入21世纪，推广邯6172、石家庄8号、济南17、19、20、临丰3号、临远3158、临丰615等品种。
现阶段，推广的品种主要有：平川高水肥区以济麦22、尧麦16、金禾923、良星99、鑫麦296为主，搭配种植鲁原502、山农20、临优7287、运麦494、山农22、烟农21等品种；平川中水肥区以烟农19、济麦20、临远8号、晋麦89为主，搭配种植临优7287、晋麦83、临汾6208等品种；平川旱地以运旱20410、晋麦92、运旱21-30，晋麦90，临旱536为主，搭配种植中麦175、晋麦98、运旱719、临旱6号、晋麦47等品种；山区旱地以晋麦47、临丰3号为主。
2、玉米
⑴ 品种类型的演变：解放后，我市玉米品种经历了从农家品种→品种间杂交种→顶交种→双交种→三交种→单交种的演变过程。
1949年前，临汾大部分地区主要种植农家品种，退化严重，产量不高。1949年良种种植面积，仅占玉米总播种面积的20.0%左右。
解放后，从1950年开始推广玉米良种，起点很低。
1950-2008年，主要经历了四次大的转变。即1950-1959年，主要推广评选出来的开放授粉品种和品种间杂交种；1960-1969年，主要推广玉米双交种；1970-1989年，主要推广玉米单交种，顶交种、综合种、双交种、三交种综合利用；1990-2008年，主要推广抗病、优质、高产单交品种。这四次转变，为临汾市玉米增产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⑵ 优良杂交种的更换：在玉米品种四次大的转变的过程中，临汾有组织的进行过6次品种更换，从2006年开始进入第7次更换。每次优良品种更换都紧密结合耕作、栽培、施肥、植保等配套技术推广应用，有效地提高了产量，改善了品质，收到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50-1959年，第一次品种更换。这次品种更换，以推广金皇后和以金皇后组配的品种间杂交种晋杂5号、长杂4号、春杂1号为主。引进华农2号、英粒子、百日黄、60日黄、2皇后、白马牙、华农2号等。其主要特点是：以发动群众评选良种，因地制宜地加快品种更换速度。
1960-1968年，第二次品种更换。50年代末至60年代，开始引进和推广晋杂2号、威尔64A、维尔42、维尔156、农大7号、春杂5号和12号、中杂33号和中杂44号及双跃150等双交种。推广的主要品种有春杂5号、春杂12、农4B、农大7号、新双1号、双跃150、四双1号、黄白双交、豫双5号、冀双55、中杂44、吉双9号及晋杂号、长杂号等。主要特点是，杂交种推广逐步取代开放授粉品种和品种间杂交种，以推广双交种为主，
1969-1977年，第三次品种更换。推广的主要品种有新单1号、白单2号、白单4号、群单1号、群单2号、南单15、晋单1号、晋单3号、晋单4号等。这次品种更换的特点是，更换常规品种和双交种，以推广玉米单交种为主，辅之以顶交种、三交种、逐步取代双交种。
1978-1989年，第四次品种更换。特点一是用高产抗大斑病的单交种取代了不抗病的单交种、三交种和双交种，另一个特点是本省自己育种有了较大发展，本省育出的玉米优良品种占到良种推广面积的46%。推广的主要品种有中单2号、忻黄单号、晋单号、中单号、长单号、大单号、白单号及丹玉6号、丹玉11、大单2号、晋中301、常杂1号、四单8号、烟单14、京早7号、苏玉1号、津夏1号等。
1990-1996年，第五次品种更换。特点是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需求为目的，用高产、优质、抗病品种，更换种植已久的品种，以适应两高一优农业的发展。同时，引入以掖478及其衍生系为主的多个紧凑型品种，提高光能利用率，增加密度，开辟增产的新途径。推广的主要品种有农大60、晋单25、晋单27、晋单29、掖单12、掖单13、丹玉13、沈单7号、本育9号等。在这期间，我省1996年特审了晋单34、晋单35、晋单36等一批高产优质品种。
1997-2005年，第六次品种更换。特点是以抗病和高产为主要目标，除要求品种抗大、小斑病外、在山区中晚熟玉米区要抗玉米矮花叶病，平川夏播玉米区要抗粗缩病。同时，将优质也列为重要指标。推广的品种有农大108、农大3138、晋单36、太单30、西玉3号、冀张玉1号、晋单34、晋单37、郑单958、浚单20等。
从2006年开始进行第七次品种更换。特点是增加密度，提高单产。逐步用耐密型抗病品种替代平展型品种。在生产上推广的耐密性高产品种有郑单958、先玉335、大丰26、晋单63、晋单52、浚单20、并单5号、并单390、强盛16、强盛51、临单15、晋单48、晋单62、晋单63等。
现阶段推广的玉米品种，春播主导品种主要有：君实615、潞玉36、太育2号、晋单65、大丰30、大丰26、诚信16、晋单63、屯玉99、强盛368、华农118、强盛369、先玉335、晋单69、华农138、大玉3号等品种；夏播主导品种主要有：大丰33、君实9号、五谷702、中地88、裕丰303、浚单29、润民9号、泉玉9号、登海6702、金玉24、晋单52、晋单63、华农118、郑单958、浚单20、滑玉14等品种。
3、谷子
50年代系选出的良种有60日糙米、杂根齐、小白谷、白流沙、沁州黄、母鸡嘴、张纯一、东方亮等。
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推广原有良种的同时，引进磨里谷、承农工2号、晋谷1号，农家品种以红母鸡、毛毛谷、羊角谷、小红谷等为主。
70—80年代，继续延用农家种，并且对农家种提纯复壮，引进晋谷10号、晋谷13号和14号等品种。
90年代，积极引进试验示范新品种，选择了一批质优、产量较高抗逆性较强、适宜我区种植的晋谷21、晋谷16和晋谷27等优种。
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推广的品种有：晋谷21、晋谷29、长农35、长农40等品种。
4、高粱
50年代初，本区引进推广的高粱品种有二鹅黄、大红袍、大狼尾、盘陀、猪抬头、娥儿黄、钢锤茭、白软高粱等。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高粱推广九头鸡、大中心、洋大粒、黄罗伞等。
60年代高粱推广晋杂1号、2号、4号、5号、6号、7号、遗杂10号等杂交种。
70年代末，高粱普及杂交种。
80年代，高粱在稳定推广晋杂4号、5号、6号、7号的同时，迅速扩大高抗丝黑穗病的晋中405、晋杂11号等。
90年代高粱仍以晋中405为主，还迅速推广了晋杂11号、晋杂12号、晋杂4号和5号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全市高粱零星种植，推广的品种有晋杂16、晋杂23、晋糯2号等。
5、大豆
解放初期至五六十年代，本区大豆主要以农家品种大黄豆为主，黑大豆主要用作牲畜饲料。
80—90年代，从外省引进晋豆系列、中黄系列等品种，经过试验、示范，筛选出了晋豆19号、冀豆4号、晋豆11号、晋豆16号和晋豆25号等。
二十一世纪以来，主要推广了晋豆36号、晋豆37号、汾豆56号等。
6、马铃薯
80年代初，本区引进马铃薯新品种小面积试验示范、总结推广了小整薯播种技术、脱毒整薯栽培技术，主要以里外黄、紫山药等农家种为主。
80年代中后期，马铃薯品种更换与脱毒技术相结合，重点推广晋薯6号、紫花白、中心24、东北白等。
90年代，东北白、紫花白在本区种植面积占到一半以上，另外还引进了一些早熟品种，克新1、2号脱毒种薯、东北白、费乌瑞特等品种。
近年来，引进推广了一些专用品种，淀粉加工型以晋薯2号、7号、8号，克新1、2号等为主。薯条、薯片品种以大西洋、夏波蒂等为主。食用商品薯品种以津引8号、晋薯16号、晋薯17号、青薯9号、西农431、克新1号、紫花白、金冠、黑美人等为主。
7、莜麦
莜麦是一种古老作物，在生产上应用的品种繁多，根据形态特征和生育期长短，可分为大莜麦(生育期100～120天)、小莜麦(生育期90～100天)、小小莜麦(70～80)三种类型。又因收获季节不同，有夏莜麦和秋莜麦之分，立秋前后成熟的为夏莜麦，处暑后成熟的为秋莜麦。
80年代以后，莜麦的育种工作发展较快，山西省高寒作物研究所相继育城雁红2号，晋燕1号、2号、3号和4号等优种，取代了大部分农家品种。
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莜麦的主要推广品种有晋燕2号、4号、雁红10号、晋燕1号、和丰1号等品种。
目前，推广的莜麦品种有晋燕8号、冀张莜5号。
8、棉花
50年代初，本区引进推广的棉花品种有斯字棉、斯字517、金字棉等。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棉花品种以岱字棉、徐州209、徐州1818等取代斯字棉、金字棉等。
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期，本区棉花中早熟棉区选用徐州1214、鄂光棉、岱字15号等。特早熟棉区选用中棉7号、朝阳1号等。
70年代末，本区棉花以岱字16、邢台6871、陕401、陕1155、徐州142、鲁棉1号和黑山棉分别取代原有品种。
80年代，重点推广抗黄枯病的晋棉7号、中棉12号、李台8号外，在特早熟无病棉区推广晋棉5号、6号、10号等。
90年代，棉区重点推广了晋棉12、13号，中棉16号、19号，晋棉10号等。
9、油菜
90年代以前，主要重视产量的提高，油菜品种发展比较缓慢。进入90年代以来，本市加强了优质油菜的培育试验示范力度，特别是优质双低油菜品种宁杂1号的选育成功，不仅品质优，而且产量水平较高。此外，引进的宁杂3号、苏油1号、油研7号、8号也是适宜本市的优良种。
10、花生
花生由于种植面积少，在本区未引起足够重视。目前生产上种植品种主要是从外地引进的鲁花9号、11号、14号、晋花1号、2号、3号，黑花生、红花生1号、改良大白沙、鲁花4号、9号，海花1号等。
第四节 肥料施用(土肥站)
农家肥是全市最早开始施用的肥料，农家肥主要包括粪尿类、秸秆类、饼肥类、绿肥类等。1949年前，农家肥施用面积占总耕地的25%左右，亩用量一般在1千公斤左右。上世纪50-70年代，各级政府号召多积农家肥，施肥面积和数量有所增加，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达到历史最高阶段，80年代农户畜禽养殖量减少，农家肥施用面积和数量呈下降趋势，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除蔬菜等经济作物和部分果树外，粮食作物施用农家肥逐年减少， 2016年农家肥施用量约270万吨。
化肥施用始于1949年，主要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总用量10吨(实物量，下同)，1954年达千吨以上，1957年突破万吨，1977年达10万吨，2000年增加到50万吨；2016年达52.8万吨；亩均用量：1956年1公斤，1972年10公斤，1978年25公斤，1990-2010年为53-77公斤，2016年为 80 公斤。
氮肥是全市施用最早的化肥品种，上世纪80年代以前氮肥主要是硫酸铵、硝酸铵、碳酸氢铵、氮水、氯化铵，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尿素成为最主要的氮肥品种，1980年用量为2.9万吨，占化肥用量的85%，到了2000-2010年达到7万吨左右，占化肥用量的66—71%，2016年用量为20.7万吨，占化肥用量的39 %。
磷肥主要品种为过磷酸钙、磷矿粉，上世纪70年代以前全市很少施用磷肥，上世纪70年代用量有所增加，上世纪80年代呈快速增长趋势，1980年为0.47万吨占化肥用量的14%，上世纪90年代至2005年磷肥施用处于稳步增长阶段，所占比例达28%左右，2010年用量2.06万吨，所占比例下降到20.8%，2016年用量 13.9万吨，所占比例26.3%。
钾肥主要品种以硫酸钾、氯化钾为主，上世纪70年代以前全市耕地很少施用钾肥，1980年钾肥用量仅208吨，上世纪90年代年均用量约3440吨，2010年上升到8000吨，钾肥主要用于果树、蔬菜。2016年钾肥用量达到2.1万吨。
复合肥品种有磷酸二氢钾、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硝酸磷，全市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施用复合肥，最早施用的是磷酸二氢钾，主要用于作物叶面喷施，1980年复合肥用量612吨，1991年增加到2万吨以上，2010年达到4.3万吨，2016年达到7.7万吨。
2005年国家农业部启动为期十年的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在对全市土壤养分检测的基础上配方肥在全市推广，到2009年全市累计推广配方肥(折纯)14.56万吨，科学施肥技术和配方肥的应用增加了作物产量，减少了肥料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2016年开始实行农企合作推广配方肥，配方肥施用面积达到730万亩。
第五节 植物保护(植保站)
1、临汾植保近70年概述
沧海桑田，岁月匆匆。1949——2016年，时空已跨越了近70个年头，7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植保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的成长历程。我市植保战线全体干部职工始终不渝全面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树立“公共植保，绿色植保，和谐植保”理念，着力构建新型植保体系和加快推进植保专业防治队伍建设，提升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防控减灾和检疫、农药监管能力；加快植保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科学、有效的管理技术和手段，确保我市农业生产，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生态安全，积极为我市的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保驾护航。
2、植保体系建设与发展
3、植保发展大纪实
1、1951年，我区成立了临汾行政专署农作物病虫防治站，1956年成立了晋南地区植物检疫保护站，1962年建立实验室，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中断，1972年实验室又得到恢复，1982年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检疫员证，当时全区检疫人员36名，1986年根据国家规定检疫员统一着装。到1997年全区已有专职检疫人员77人，其中地级专职检疫人员5名，目前全市已有专职检疫人员59名，市级检疫人员4名。
2、1983年1月3日国务院发布根据1992年5月13日《国务院关于修改<植物检疫条例>的决定》修订发布，2005年颁发植物检疫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3、临汾市蝗虫地面应急防治站项目在省农业厅、临汾市委市政府、市农业局及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紧密配合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于2005年11月破土动工，总建筑面积2660㎡。附照片
4、2010年临汾市蝗虫地面应急防治站项目建成并通过验收。
5、2010年—2015年我市洪洞、曲沃、尧都区、安泽四县农作物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控制区域预警站先后落成并通过验收。
6、2013年—2017年襄汾、侯马、翼城、吉县、隰县、霍州六县市的农作物病虫害观测场及药械库建成并通过验收。
7、1997年5月8日首次发布《农药管理条例》，2017年2月8日修订实施。
科技成果与著作
1983年《棉花抗病品种推广》获省政府科技成果推广三等奖
1985年《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获临汾地区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5年《磷化铝杀鼠技术》获临汾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9年《40%甲基异柳磷拌种，防治地下害虫技术推广》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2年《大豆孢囊线虫病的研究及防治技术》获省科技成果推广二等奖
1992年《山西蚧害调查及防治技术研究》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2年《麦田害虫综合治理》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3年《棉铃虫综合防治技术实施方案》获省科委科技应用三等奖
1993年《条沙叶蝉与小麦红矮病发生流行关系研究》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4年《蜡蚧灵在多种作物上的开发利用研究》获临汾地区科技应用一等奖
1994年《麦蝽蟓生物学特性与防治措施研究》获临兴建区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5年《蜡蚧灵在多种作物上的开发利用研究》获省科技应用二等奖
1998年《卵形异绒螨主要生物学、生态学及持续利用》获省科技进步理论一等奖
1999年《棉花铃病成因分析及综合防治研究》获省科技进步理论三等奖
2010年《果树腐烂病新技术推广》荣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三等奖
2015年《小麦重大病虫防控技术》项目，荣获山西省农村技术承包集体一等奖
历年各时期病虫发生的主要种类
临汾地处山西南部，有山、有河、有川，地形复查，气候差异明显，适宜多种作物种植，同时也诱发了多种病虫害的发生与演变。
50年代，主要以小麦条锈病、小麦吸浆虫、棉花枯、黄萎病、棉铃虫为主；
60年代，主要以玉米螟、棉花枯、黄矮病、棉蚜、棉红铃虫、土蝗、地下虫害、小麦吸浆虫、赤霉病为主；
70年代，以小麦吸浆虫、小麦黄矮病、麦蚜、棉花枯、黄萎病、棉红铃虫、玉米在斑病为主；
80年代，以小麦吸浆虫、麦杆蝇、麦蝽蟓、小麦红蜘蛛、小麦穗夜蛾、条沙叶蝉、灰飞虱、麦蚜、小麦黄矮病、黑穗病为主；
90年代，经小麦白粉病、棉铃虫、玉米病毒病、美洲斑潜蝇、小麦红蜘蛛、小麦黄矮病为主；
2000年至今，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物种植的品种种类不断增加，我市调查的病虫害涉及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蔬菜、果树、马铃薯、谷子、高粱、大豆、油葵等。其中农业部、省农业厅下达的定点调查任务有小麦蚜虫、麦蚜天敌、小麦红蜘蛛、小麦白粉病、小麦条锈病、小麦叶锈病、小麦病毒病；省农业厅下达的调查任务有小菜蛾、黄瓜霜霉病、番茄早疫病、番茄棉铃虫。普查任务涉及所有农作物病虫害。
4、测报技术的发展与提高
50—60年代，主要采取田间定点观测、定点调查；
60—70年代，对小地老虎、棉铃虫采取糖醋液诱集、杨树枝把、黑光灯、高压汞灯诱集观测；
80—90年代，采用田间观测、调查与性诱剂诱集观测、黑光灯、生物统计等方法，电子计算机技术进入测报技术领域；
第三章 耕地(土肥站)
我市耕地1949年704.6万亩，2010年741.7万亩，2016年774.0万亩。
据1979年3月开始至1987年4月进行的“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我市农耕地土壤绝大部分属褐土类，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92.0%。本次普查对全市13878个土样进行了化验分析：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值11.3 g/kg、全氮平均值0.77 g/kg、速效磷平均值8.7 mg/kg、速效钾平均值137 mg/kg，全市耕地土壤养分状况总的趋势是有机质含量低，氮素不足，磷素缺口较大，氮磷比例失调。土壤缺锌、钼、硼，部分缺铁，锰、铜含量相对丰富。耕地土壤PH值在7.8-8.4之间，少数属中性或微酸性，多数属微碱性。
由于养殖量的增加和秸秆还田面积的连年增加，据1990年至2015年的26年间全区322个点的土壤肥力动态监测结果：有机质总体水平逐年上升增幅达6.96g/kg；全氮呈上升趋势增幅达0.20 g/kg，趋于稳定；有效磷呈逐年上升趋势增幅达4.88mg/kg；速效钾平川区和东山区呈逐年上升趋势增幅达60mg/kg，而西山区呈缓慢上升趋势，趋于稳定。
2005年—2009年我市开展的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对62250个土样的测试结果：有机质平均值为15.78 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上升了4.48 g/kg；全氮平均值为0.77 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上升了0.12 g/kg；有效磷平均值为13.89m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上升了5.19 mg/kg；速效钾平均值为184.7m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上升了45.7 mg/kg；PH值7.6-8.5的占统计样本的98.8%；有效锌平均值1.38 m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0.868 mg/kg上升了0.51 mg/kg；有效硼平均值0.71 m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1.38 mg/kg降低了0.68 mg/kg；有效铜平均值1.04 m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2.65 mg/kg降低了1.61 mg/kg；有效锰平均值7.38m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7.54 mg/kg降低了0.16 mg/kg；有效铁平均值4.11 mg/kg比第二次土壤普查15.1 mg/kg降低了11.0 mg/kg；有效硫平均值46.95 mg/kg。
由于化肥的施用和秸秆直接还田和过腹还田，我市耕地有机质、氮、磷、钾等大量营养元素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但由于作物产量的持续提高和复种指数的加大，很多地方的耕地土壤微量元素没有得到有效补充，一些作物开始出现缺素症状，施用微量元素肥料的效果明显。
第四章 种植业
第一节 粮食生产(玉米)
玉米俗称玉茭。万历年间传入山西，由于易管理、产量高、用途广，很快在各地传播开来，在临汾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1949年至2003年种植面积在150万亩左右，2005年超过200万亩，2010年达到299.24万亩，种植面积仅次于小麦，居粮食作物第二位；到2016年玉米面积达387.51万亩，超过小麦面积，居粮食作物的首位。
1、产区分布
临汾玉米产区按生态区可分为春播玉米区和夏播玉米区。
春播玉米生态区为东西山区县春播中、晚熟玉米区。此生态区年平均气温约9.4℃,降水量500毫米左右，平均海拔800米左右，无霜期160天左右，玉米种植面积约占全市玉米面积的50%。此生态区玉米单产水平较高，产量也比较稳定，耕作制度以一年一作春玉米为主，部分有效积温较高的地区，可在小麦收获后种植小积温玉米品种，从而实现两年三作。
夏播玉米生态区为沿汾河流域平川玉米区，区内年平均气温约13.6℃,降水量550毫米左右，平均海拔360.6米左右，无霜期180-200天之间，种植面积约占全市玉米面积的50%。麦收后复播玉米，耕作制度以一年两熟为主。
成熟期 1、一年一熟制：冬闲土一春玉米。主要分布在山区、半山区，年平均气温较低或土壤较瘠薄的旱地，包括安泽县、古县、浮山县、隰县、蒲县、大宁县、乡宁县、汾西县、霍州市及平川县旱地。2、一年二熟制：小麦一夏玉米(包括套种)。主要分布在临汾盆地灌溉条件较好的地区，包括尧都区、洪洞县、襄汾县、侯马市、曲沃县水地及平川县市、浮山县等部分肥旱地。3、两年三熟制：以春玉米-小麦-春玉米为主要种植模式。适合于丘陵及平川县旱地。 4、其他：玉米—小麦间作二熟、玉米—蔬菜间作二熟。
一年一熟制
一年二熟制
品种适宜品种不同的玉米生态区种植的玉米品种不同，在我市由于有效积温差异较大，种植模式不同，不同生态区主栽品种有所差异。我市曾种植过中单2号、丹玉13、掖单2号、烟单14、掖单13、农大108、蠡玉16等品种。近年来在春播玉米生态区主要以先玉335类型的品种为主打品种，包括先玉335、大丰30、太玉339、诚信16、先玉696等玉米品种；在地块面积较小的丘陵地带，主要种植大丰26、先玉696、太玉511等抗性较强的大穗型品种。在夏播玉米生态区近年来郑单958类型及先玉335类型的玉米均有种
春播品种 夏播品种
2、栽培技术 玉米栽培技术应充分利用当地的温光资源，水利条件，趋利避害，建立玉米高光效模式。争取使玉米的生长期处于最佳的气候条件，尤其是玉米的拔节到灌浆阶段，要保证有充足的光照和水肥条件，因为这一时期玉米生长发育的关键期。生产中，在保证足苗的基础上，主攻稳产丰产，协调群体和个体的矛盾，使产量达到最大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玉米栽培技术不断发展，新技术和新品种能够很好的推广。50年代，玉米生产上实行合理密植，人工辅助授粉，积极防治玉米钻心虫、粘虫和丝黑穗病，取得较显著的增产效果。60年代中期，国家大力推广玉米双交种，亩产较普通农家品种增产尽40%。此后随着普通玉米杂交种的推广利用，玉米株高降低、亩密度增加、单产不断提高，到90年代，平川地区玉米种植密度在3000-4000株/亩，紧凑型玉米品种的种植密度在3500-4500/亩，同时还广泛推广玉米宽窄行种植技术和隔行去雄技术。目前在大部分平川地区玉米种植密度在3800-4500株/亩左右，丘陵地区在3000-3800株/亩左右。近年来，耐密机收玉米品种正在逐步进入市场，将会成为未来玉米生产中的主导品种。
在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上，80年代玉米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使得玉米产量大幅提升，1992年全市玉米地膜覆盖面积达到23万亩，比露地玉米平均亩产提高30-40%。1995年实施太行山玉米高产、优质、高效、综合开发配套项目，推广的主要技术有：推广玉米优良新品种；秸秆、地膜、秸秆+地膜二元单覆盖技术；机械化硬茬播种技术；玉米高效立体种植技术；推广玉米专用肥；推广旱作节水技术。2006年开始，随着玉米杂交种生产加工和包衣技术的不断优化，种子的发芽率和出苗率显著提高，玉米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逐渐推广。玉米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是对全株距精密播种、半株距或缩距精密播种、半精密播种等节约种子用量、取得高产播种方法的总称，就是使用机械将确定数量的作物种子按栽培农艺要求的位置(行距、株距、深度 )播入土壤，并随机适当镇压的一种新的机械化种植技术，该技术的推广有效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效益。2008年开始实施玉米高产创建、现代玉米丰产方法和现代玉米地膜覆盖项目，使得玉米种植面积、单产和总产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玉米秸秆还田技术的推广应用，使得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土壤节水保墒能力提高，从而使得玉米单产和总产不断提高。
耐密机收玉米新品种示范展示
宽窄行玉米种植 单粒点播及地膜覆盖
机械收获及秸秆还田
3、生产发展 种植面积和总产量。新中国成立后，玉米种植得到迅速发展，1949年全市玉米种植面积为103.44万亩，总产8.83万吨；1958年玉米种植面积为129.58万亩，总产首次超过15万吨，达到16.54万吨；1973年玉米生产有新突破，总产超过25万吨，达到28.4万吨，平均亩产第一次突破180公斤，达到182.3公斤；1990年种植面积133.25万亩，总产43万吨；1993年玉米总产突破50万吨大关，达到52.2万吨；2010年玉米总产突破100万吨大关，达到107.85万吨；2016年玉米总产达149.65万吨。
单位面积产量。1949年全市玉米亩产85.3公斤，1952年亩产106.2公斤，1971年亩产175.0公斤，1978年亩产243.0公斤，1989年亩产达到308.5公斤，2010年亩产达360.4公斤，2016年平均亩产达400.21公斤。
第二节 经济作物(经作办)
1、经济作物生产总体概述
经济作物又称技术作物、工业原料作物，是指具有某种特定经济用途的农作物，主要种植目的为赚取高回报，而不以提供粮食为其目标。广义的经济作物还包括蔬菜、瓜果、花卉、果品等园艺作物。
经济作物是指对自然条件的选择较严、技术要求复杂、产品的经济价值较高、主要是用作工业原料的作物，故又称“技术作物”或工业原料作物。经济作物的种类很多，主要包括棉花、油料、麻类、桑柞丝、茶叶、糖料、蔬菜、烟叶、果品、药材等。
农业的起源和发展，首当栽培作物的发现和发展。就我们习惯上说的“小农业”而言，种植作物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农业的发展。下面列举几种主要作物的栽培年代，对我们了解农业文化的渊源不无好处。
棉花，原产中国南方，已有4000年的栽培史。在古代，又称吉贝、古贝、白叠、梧桐木、古终藤、木棉等。有亚洲棉(中棉)，非洲棉(亦称 草棉)和陆地棉(美棉，有耶稣教传教士传入我国)。
马铃薯，又称洋芋、山芋、土豆、山药蛋、荷兰薯，300多年前由南美洲传入中国。
烟叶，又称烟草，在我国已有400多年的栽培史，原产美洲，是一种古老的嗜好品作物。明万历末年曲沃人张士英由福建带烟种回乡种植，遂在全区传播。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市境烟草种植面积约占经济作物面积的2%～4%，90年代以来约占经济作物面积的6%～1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制定扶持鼓励政策，恢复发展烟草业。1950年至1952年烟叶种植面积达4万亩左右，约占经济作物面积的4%。1952年烟叶大丰收，总产达2932吨。1953年后，烟叶面积下滑，1956年烟叶生产又有回升，当年面积达3.32万亩，占经济作物面积的2.2%，总产达2956吨，1958年全区烟叶面积仅0.84万亩，占经济作物面积0.7%。1960年山西省在市境侯马市、临汾、翼城、襄汾4县建立烤烟基地，1962年国家提高烤烟价格，市境烟叶生产持续发展，1963年种植面积达4万亩，占经济作物面积的3.7%，当年总产达2185吨。文化大革命时间，烟草生产整体滑坡，1974年种植面积仅0.77万亩。1981年、1982年种植面积分别达到2.59万亩和2.42万亩。1983年山西省加强对烤烟种植计划的控制，烟叶面积下降，之后烟叶生产走向稳步发展轨道。1986年随着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下调，烟叶面积降到低谷，当年种植面积0.12万亩，占经济作物面积的0.2%，为历史最低点。1989年以后，烟草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产量大幅度提高。1992年面积达10.58万亩，占经济作物面积的12.3%,总产达10053吨，为历史最高年。1997年烟叶种植面积8.7万亩，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14.3%，总产8699吨。
麻类。1949年种植面积0.53万亩，占经济作物面积的0.75%，亩产14.5公斤。上世纪50年代，各级政府采取发放贷款、增拨肥料、调整收购价、推广增产技术等措施，调动麻农积极性，种植面积、单产及纤维品质均获得较大提高。1953年种植面积达1.39万亩，占当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1.3%，为历史最高年，亩产达20公斤，比1949年增加38%，商品率也较高。之后，由于受粮食生产和市场供求影响，种植面积和产量波动较大，但总体种植面积呈下降趋势。1985年种植面积为0.24万亩，仅占当年经济作物面积的0.2%，当年亩产60.5公斤，为历史最高亩产，比1949年增加3.2倍，之后，随着化纤和塑料工业的飞速发展，麻类生产进一步萎缩。1997年种植面积仅0.1万亩，占经济作物面积的0.1%，亩产30公斤。之后麻类生产鲜见。
果树，在我国已有3000年的历史，殷商时期就有栽培，是世界发源地之一。有苹果、葡萄、柿、梨、香蕉、菠萝等。
水稻是我国古代的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人类驯化和栽培的历史已有7000多年。
小麦起源于外高加索地区，我国栽培已有4000多年。
玉米，原产南美洲，400多年前传入我国，先边疆，后内地，先丘陵后平原，又称番麦、御麦、玉米、玉茭、苞米、珍珠米、棒子。
大豆，是我国最早驯化的粮油兼用作物，已有4000年的历史。古称菽或荏菽。
甘薯，又称番薯，山芋、朱薯、红山药、金薯、红薯、白薯、土瓜、地瓜、红苕，随地易名。16世纪从南美洲引入我国，已有400多年栽培历史。
西瓜。临汾市种植西瓜的历史悠久，由于条件优越，一直以来是山西省西瓜种植的主要产地。从建国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西瓜种植大都处于自发性生产状态，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间，西瓜生产长期处于停滞徘徊状态。1978年以后，西瓜生产逐步转向商品化，从而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本市2000年播种面积3.63万亩，总产量8.96万吨，总产值0.55亿元；2005年播种面积5.8万亩，总产量15.4万吨，总产值1.06亿元；2010年总播种面积4.86万亩，总产量13.8万吨，总产值1.0亿元。在各县(市、区)均有分布，有传统种植习惯地区分布面积较大，浮山县、大宁县均在1万亩，占西瓜总面积41%。栽培上以地膜覆盖为主，2000年以后，引进小拱棚、大拱棚及日光温室栽培。大宁西瓜在全市乃至全省享有盛誉，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枣树，是我国的特产。驯化栽培已有3000多年，在华北一带分布为广。最早在无核枣、金丝枣、脆枣和圆铃枣。后来，各地驯化，改良品种随地各异，名称繁多。
2、棉花生产的辉煌时期
据史料记载，晋南植棉始于元代，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前，随着沿海工业的兴起，临汾棉花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早在1920年之前，棉花就是临汾一项经济产业，1927年(民国16年)，洪洞县、曲沃县的棉花种植面积都超过了10万亩。据《中国实业志》载：1936年，在临汾成立棉花试验场，对引进的棉花品种进行试验和推广。抗日战争期间，棉花面积急剧下降。抗战胜利后棉花生产开始回升，到1949年，市境棉田面积达到54.8万亩，平均亩产16公斤，棉花面积占到全省144.1万亩的38%，亩产超过全省平均数2公斤。1956年棉花面积达到133.1万亩，成为历史最高年。
1965年至1981年，棉花生产呈徘徊停滞状态，16年间，棉花平均亩产18.5公斤。亩产最高的1969年为24公斤，亩产最低1972年为12公斤。总产在1100万公斤～2300万公斤之间徘徊。
1982年至1984年为高速增长期，棉田稳定在80万亩左右，亩产逐年上升，1984年棉花总产由1981年的1167.39万公斤提高到3495.6万公斤。
1985年至1994年，棉花生产呈现上升。1985年出现“卖棉难”，棉田面积、亩产和收购均呈下降。1986年襄汾县被列入全国第二批优质棉基地，1987年至1994年全区植棉面积呈上升趋势，1994年达到43.1万亩。
1995年至2016年，全市棉花生产呈下降趋势。2010年，全市仅6.08万亩棉田。2016年全市棉花种植面积0.29万亩，总产量154.5吨。
3、“棉花八仙”
吴春安，翼城县西梨村党支部书记。他认真学习曲耀离植棉经验，采取改进播种技术，顶背防踩，双人留籽，犁后带环等措施，一次播种保全苗。1952年5亩棉花平均亩产籽棉510公斤，1953年获全国金星奖章，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
王德合，曲沃县杨谈村村长，高级社主任。他创造性地学习运用“政治、管理、技术”三结合，1961年创造了大面积旱地棉花丰产的新记录，1962年又连创棉麦大面积丰产记录，是全区唯一获“棉花八仙”和“小麦十杆旗”双奖的单位。他被选为出席中共九大代表，曲沃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
马芳连，翼城县东关村村长，高级社主任。针对当地人少地多，水肥充足的特点，创造了棉菜间作，一年四作，高垄栽培，高产稳收的经验。七次被评为省劳动模范，三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吴吉昌，闻喜县东镇乡涑阳村村长，高级社技术股长，生产主任。创造了“苗要小，天要好，窝要小。水要少，双苗好”的芽苗移栽缺苗补苗的好经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特邀他去传经送宝。彭真同志称赞他为“农民科学家”。1960年被山西省农科院聘为研究员。
常修文，曲沃县吉许村行政村长，高级社主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刻苦钻研植棉技术。采取只浇春水，双沟施肥，双人留籽，深锄曝晒，提高地温，连续治虫等措施，创造了老水地棉花高产记录。1958年，他亲手种的5亩棉花丰产田，平均亩产籽棉1056斤，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62年全村棉花平均亩产突破150斤。被聘为省农科院研究员，曲沃县政协委员，被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姚文章，绛县南樊乡郇王村村长，高级社主任。从1952年起多次被评为省、地、县劳动模范。1953年铺沙种棉400亩，平均亩产276斤，比不铺沙的增产2倍。创造了铺沙种棉早熟高产的经验。
沈辰法，万荣县裴庄乡岔门口村副村长。1957年开始钻研植棉技术，创造了旱塬地区秋深耕带耙么，春季顶凌耙么，蓄水保墒，养墒抗旱的经验，1962年在206天没有落透雨的情况下，270亩旱地棉花平均亩产102斤，比邻村增产1倍以上。三中全会后，他被任命为省农科院棉科所副所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学八仙”运动的开展，轰动了全省，波及到全国。各省市来晋南观摩学习的络绎不绝。地委因势利导，一方面通过技术传授网，科学技术协会等形式，大力推广“八仙”经验；一方面又虚心学习外地先进经验，从全国棉花高产县浙江慈溪聘请100多名植棉能手深入县社指导工作。通过领导、群众、科技人员三结合，共同学习，共同研究，共同示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全国实施，掀起棉花增产热潮。涌现出曲沃安居、侯马凤城、襄汾东芦、吉县姚家畔、大宁曲峨等高产典型。全区棉花一直跃居全省首位，独占 “半壁江山”，为祖国建设作出了贡献。
第三节 蔬菜(经作办)
1、蔬菜发展总体情况
1949年以前，市境蔬菜生产水平低下，发展缓慢，蔬菜种类一般只有黄瓜、白菜、大葱、韭菜、大蒜等20余种。市场上作为商品销售的主要是黄瓜、萝卜、大葱、韭菜等10余种。种植范围主要局限于城郊和经济发达、水源比较充足的地区。
上世纪50年代初，蔬菜生产很少，品种单调，蔬菜市场主要由私人商贩经销和生产者自售。1957年以后，蔬菜生产基地和重点产区的蔬菜由国营商业统一经营，实行“批零一条线”。全区蔬菜种植面积、亩产、总产量、人均占有量均有较大发展。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为缓解口粮不足矛盾，全区普遍扩大菜田面积，增加蔬菜产量，组织生产自救，蔬菜人均占有量增加近1倍。经过3年调整，困难时期过度膨胀的蔬菜生产得到控制，逐步恢复正常。
2、设施蔬菜快速发展时期
1966年至1972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蔬菜生产有所下降。从1973年开始，国营蔬菜部门与农业部门配合，帮助生产基地的菜农引进塑料大棚栽培技术，落实蔬菜播种面积，保证供应菜农口粮，奖售菜肥及时兑现，全区蔬菜种植面积、亩产及总产量都有明显增加。
1978年至1987年，蔬菜生产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临汾、侯马、霍县等城市和重点工矿区附近建立扩大蔬菜生产基地；全区推广普及塑料大棚和地膜覆盖技术，增加蔬菜栽培茬次，使单位产量和经济效益大为提高；临汾蔬菜公司在郭家庄等生产基地建设贮藏库，提高加工、保鲜能力，使蔬菜淡旺的供应得到有效的调剂。1985年以后，全区蔬菜市场实行开放经营，国营商业、集体商业和个体商贩走街串巷贩卖蔬菜，逐渐成为蔬菜的主要流通形式。
1988年至1997年，全区蔬菜生产走上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依托，以效益为目的“科技兴菜”道路，积极发展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到1997年，全区蔬菜保护地生产面积10.9万亩，其中拱棚面积3.3万亩，节能日光温室1万亩。蔬菜总产量8亿斤，城乡居民一年四季蔬菜供应自给有余。
1998年4月成立地区农业局经济作物办公室，主要职能是组织蔬菜新技术、新品种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及技术培训和技术承包，指导农民搞好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之后，汾河两岸7.5万亩大棚反季节蔬菜基地，平川的洪洞、侯马、曲沃、霍州等县的大葱、白菜基地，洪洞、尧都、襄汾三县区的2万亩白莲基地，隰县，蒲县的4万亩菜用马铃薯基地等八大产业基地初步形成。2000年以后，全市实施蔬菜种植得到很大发展。2001年种植面积达35.5万亩，比1998年的29.6万亩增加6.1万亩；总产量145.9万吨，比1998年增加26万吨；无公害蔬菜生产面积10.61万亩，占全市蔬菜播种面积的18.84%；保护地生产面积29.6万亩，比1998年增加2.1万亩；日光温室面积3.34万亩，比1998年1.97万亩，增加1.37万亩。
2002年至2006年，全市蔬菜生产围绕平川“121”调产计划，加大度菜农培训工作，制定15个蔬菜种类的无公害技术操作规程，发展无公害生产，扶持“龙头企业”，培育中介组织，发展订单农业，加强市场建设，促进产业化经营，2005年，全市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达30.9万亩。到2006年底，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67.93万亩，其中日光温室2.95万亩，大棚2.52万亩。蔬菜总产量221.18万吨，全市农民人均蔬菜纯收入483.59元。2006年全市培训菜农11万人次，山西省中南部无公害生产项目占全市蔬菜总产量的89%。2006年发展蔬菜专业合作社组织达59个，会员达1.44万人。
2007年至2016年，全市蔬菜生产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支柱产业。2007年，蔬菜播种面积78.13万亩，总产量22.9亿公斤，总产值23.57亿元。到2016年，蔬菜播种面积94.8万亩，总产量319.8万吨，总产值56.8亿元。2009年山西省提出“设施蔬菜百万棚行动计划”，设施蔬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到2016年，全市设施蔬菜面积发展到33万亩，总产量159.9万吨，总产值38.7亿元，分别占到全市蔬菜的34.8%、50%、68.1%。
第四节 食用菌(经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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