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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燕歌行》之意蕴,表现了忠勇爱国、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

2019-10-23 18: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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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的《燕歌行》是唐代边塞诗中现实主义的杰作。它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集中而深刻地反映了开元年间东北边塞战争状况和军中生活现实。殷琳《河岳英灵集》云:“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迹。”可见此诗一出,即为世人所重。关于此诗的意蕴,不少诗评家和注释家都作了探讨。如清代人陈沉的《诗比兴笺》认为有可能是针对张守硅的,说此诗“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惜士卒之词”。

高适在这首诗里“‘感征戍之事’,对他不无讽刺之意。”黄雨先生在《新评唐诗三百首》中“评说”道:“诗意中所说的元戎,即辅国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张守硅。他曾立战功,也曾妄报战功。高适此诗。系和张守硅幕客的诗。原诗已不可知,可能是对张歌功颂德,所以和诗特揭露其真相。前人曾认为岂顾勋’一语,就是隐刺张守硅的妄报战功。”从以上的观点来看,都认为此诗与演水之败事件有关,是讽刺张守硅的。

诗评家和注释家们的看法主要是根据诗序和演水之败事件。其序云: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一本为元戎’)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因序中提到张守珪,而当年夏秋之际,恰好发生了“演水之败”事件,事见《旧唐书·张守珪传》:开元二十六年,守吐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硅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余烬于演水之北,将践其禾稼。知义初犹固辞,真陀罗又诈称诏命以迫之,知义不得已而行。及逢贼,初胜后败,守蛙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事颇泄,上令渴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硅厚赂仙童,遂附会其事,但归罪于白真陀罗,逼令自隘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硅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

由于这段记载,人们会自然地将它与序中的“感征戍之事”相联系,并从《燕歌行》中诸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等诗句中得出此诗与演水之败事件有关及讽刺张守珪“恃功骄纵,不惜士卒”、“妄奏克获之功”等结论。

高适当时在河南,想通过这一机会施展抱负,因而北上是有可能的。他在东北边塞活动了大约三到四年的时间。他何时返回内地,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在开元二十三年(7 3 5年)正月应诏赴长安科试之前。周勋初《高适年谱》认为是在开元二十二年秋末回到宋州。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这略早一些,大致在开元二十一年冬末之后二十二年夏初之前。

高适是在开元二十一年冬末至二十二年六月之前回到内地,并且直到写《燕歌行》,都没有再次出塞。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并没有看到已经改变了的东北边塞的新局面,而留在他的脑海中的依然是自己在开元十八年到二十一年这段时间在边塞所看到的紧张局势以及所感受到的令人压抑的空气,因此,当他看了贾至的《燕歌行》,难免伤怀往事,并将其所见所感写成了这一感人至深的诗篇。

高适原来抱着安边的雄心去到东北边塞,但无人赏识,混了几年,失意而归,内心的愤感可想而知。他在《蓟中作》一诗中写道:“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种有志不能伸的压抑情绪,在他同时期的作品如《塞下曲》、《蓟门行》中都有流露,并且一直影响到《燕歌行》的创作。

开元二十年和二十一年发生了几起值得注意的事件,对高适后来创作《燕歌行》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并在诗中作了反映。一件是开元二十年春,幽州长史赵含章出兵讨契丹,因不听先锋写承砒的劝告,与契丹战于白山,大败,后因乌承砒从右路救援,才挽回败局。赵含章军事上无能,生活上却贪污腐化,当年六月,“赵含章坐脏巨万,杖于朝堂,流襄州,道死’。当时将领生活之腐化,决不止赵含章一人;上行下效,军中贪污成风,而士卒生活之困苦亦可想而知,高适在边塞生活了几年,对军中生活的悬殊有较深入的了解,《蓟门行》中所描写的“戍卒厌糠核”正是当时下层士卒生活的真实反映。在六年后所作的《燕歌行》中,诗人更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一精警的诗句,深刻地反映了军中苦乐的不均和将帅生活之腐败。

开元二十年正月,唐王朝以信安王李伟为河东、河北两道行军副元帅,以伐奚、契丹。三月,与奚、契丹战于蓟州,表面上唐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紧张的战争气氛并没有因此缓和,仍然潜伏着新的战争危机,并于次年春发生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事件—都山之围(都山在河北省迁安县东北一百五十里)。关于这一战争事件,《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以赞叹的笔调作了记载。

“都山之围”事件对高适后来创作《燕歌行》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唐军将士在这次战斗中所表现的英勇壮烈正是高适《燕歌行》一诗序言所感慨的“征戍之事”,它构成了《燕歌行》这首交响97乐章中的主旋律。没有都山之围这一悲壮事件,便产生不出高适《燕歌行》这一边塞诗杰作。然而,关于这一战事和《蓟门行》对这一事件的反映,以及高适的边塞生活经历,诗评家和注释家都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因而对《燕歌行》的意蕴产生了误解,把演水之败事件当作诗中描写的主要战事,把高适所敬重的张守硅当作诗中讽刺揭露的对象。

高适的《燕歌行》实际上是诗人从开元十八年到二十一年边塞生活经历和当时纷繁复杂的东北边塞战争及军中生活现实的集中反映和艺术概括。而在都山之围事件中唐军将士所表现出来的忠勇爱国、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构成了全诗的主旋律。此诗与演水之败无关,也不是讽刺张守硅的。

参考资料

《旧唐书·高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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