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松有勇无谋，为人暴躁鲁莽，他曾遇事不如意即自毁甲胄，声称准备削发为僧，努尔哈赤称之“杜疯子”。
他于四月十四日在苏子河汇入浑河附近渡河。当时浑河水势湍激，随从之炮车营未及渡河，他亦未察觉。渡河之后，明军连克满人所设栅寨二处，俘敌14名，尚在继续前进中突然遇伏。仓促之间将士拟占据当地山巅，不料清兵亦于附近设伏，因此失去主动，双方鏖战之后，此路主将及副贰人众等全军覆没。
以后杨镐至北京之报告将“违律丧师”之责任完全推付于杜松本人，称其冒险贪功。《明史》亦根据官方解释，谓其行军“日驰百余里”。渡浑河时水深流急，“松醉趣之，将士多溺河中”。
杨镐给予各路之通令，尚存《明实录》中，内称“各地信地距奴地城寨计道远近定出兵日期。如违日期者，明系逗留，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当官兵于三月二十六日在辽阳集合誓师时，即推出去年作战“在阵先逃”之指挥一人(有如今之旅长)当众枭首，所以统帅之行动先已造成迫不及待之气氛。杜松所授予之行军日期为四月十四日。所部于十三日夜间启程，翌日军覆。所以《明实录》编者加注“师期已泄，奴备我矣。先期与如期皆败道也”。至于浑河水急，“将士多溺河中”，则当日此路全军数万人均已涉渡，作战于浑河之南。
杜松亦被指摘将炮车置放于浑河之北而背水作战，但日后调查时即炮车营长亦自承将炮车置放北岸系彼决心。因炮车无法徒涉，火药必被浸湿。但杜松疏忽于派遣斥候，侦察地形，本人随先行部队到达南岸，未注意后续部队，亦未指定副贰管制渡口必为事实。
满方文件对战役报道比较详确。当杜松渡过浑河时，满军在萨尔浒者为步兵15，000人，其装备不全，正在筑构工事。及见敌军来临，即迅速避入苏子河东之吉林峰，不久他们即为明军2万人包围。但满军尚有骑兵400人藏匿于谷地深处，他们出敌不意，于界藩附近突袭明军之背，且立即与吉林峰之步兵会合。当日午前又仍与步兵协同，向敌方攻击一次，斩获约100人。此时行动并无决定性之效果，但已能争取时间，使努尔哈赤从容调度。
资料未叙明当日清晨努之出处，但称此时南北同时告警。努之判断：南方刘綎一路实系佯动，只派骑兵500人前往监视。此与日后朝鲜文件之报告吻合。正午或稍迟时，努尔哈赤即已到达萨尔浒战场。满军部队亦陆续到达，他们至前线接触约10里处开始批御盔甲。此时萨尔浒一带山地亦为明军占领。
满军首一行动在解吉林峰步兵之围。为节省兵力，只用骑兵1000人从侧翼投入。他们不久即达成任务，已与作工之步兵会合。
当时努与部下将领集议，众意以八旗兵对分：四旗用于苏子河东，四旗用于河西，但努决心以五旗兵力先消灭萨尔浒之明军，东岸三旗暂取守势。所以从叙述看来：萨尔浒战役实为典型的遭遇战。明人未料及对方可能以全力出击，才称杜松一被制于埋伏，又再受害于埋伏。
满军人数迄未见于任何文件。只因其八旗俱在，又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必具数量上之优势，且除原所谓“作工”之部队外，增援者全系骑兵。
苏子河西满人冲锋系由山麓至山巅，如此时明军纪律严明，阵容齐整，似仍可将之击退。我们可以想见杜松一军见满洲铁骑漫山遍野而来，早已心寒，记录未提及杜松之出处，只称其中箭多处。以此人之好勇，想必在东岸，亦即最初明军取攻势企图围击满兵处。满军提及明军曾以“炮”抵御。杜松之炮车既留浑河之北，此间满人所谓炮，可能为明军使用的一种原始型之手榴弹，以竹管内置炭硝，点火向敌掷去，其爆音能震骇对方人马，但杀伤力微。再则亦可能为朝鲜派出之鸟铳手。朝鲜曾派鸟铳手3000人，隶属于本军参与刘綎一路，又因杨镐征派，另遣鸟铳手300人，于役杜松军中，他们多于此役罹难，日后极少幸存返韩。
关于战斗行动，满文所载至为简短。“我们跑马向他们阵地中去，一路箭射刀砍。”萨尔浒之明军逃避至硕钦山。苏子河东部分，三面被围，一面背水，又承受全部满人八旗之杀戮，其处境必更凄惨。
萨尔浒战役之战况图见附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