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9年,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叡在洛阳病逝。曹叡没有儿子,以养子曹芳为帝位继承人,又安排曹爽、司马懿二人为辅政大臣,辅佐年幼的皇帝。曹爽是皇室宗亲,司马懿是功高重臣,共同辅佐幼主,曹魏政权可谓稳如泰山。然而,这看似万世无虞的“金三角”,却隐藏着一场使曹魏政权大厦崩塌的危机。
公元249年春正月,大将军曹爽陪同皇帝曹芳祭扫先帝陵墓。太傅司马懿乘虚占据了京城洛阳,控制了朝廷武库及一切要害部门,屯重兵于洛水浮桥外,并以太后的名义发布诏旨,罢免曹爽大将军之职,令其以侯爵身份回家反省,不得逗留阻拦皇帝车驾,否则以军法从事。曹爽在交出军权回家反省后不久,便被司马懿灭门了。
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氏取代曹魏的关键性事件。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个人因素,还有没有起更重要作用的因素呢?史学家陈寅恪在分析司马懿政变成功的原因时,除了指出他坚忍阴毒的性格外,还强调了豪族强民对司马氏父子的支持。司马斃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任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嘉平六年(254),司马师废魏主曹芳,立曹丕的孙子曹髦。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继续执政。甘露五年(260),司马昭杀死曹髦,另立曹操的孙子曹奂。
在此期间,远在天府之国的蜀汉却经历着向另一个方向的变化。号称“蜀中四英”中的诸葛亮、蒋琬、董允相继去世,只剩下费祎一个人了。费祎独木支撑“朝政”时,后主刘禅、侍中陈祗开始主持“宫政”,陈祗与宦官黄皓互为表里,黄皓开始干预政事。延熙十六年(253),费祎遇刺身亡,黄皓弄权,蜀汉的朝政进入混乱和腐败时期。
公元263年,司马昭出兵灭了蜀汉,立下不世之功,威望进一步上升,取代曹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
公元265年,司马昭没来得及取代曹魏便死去,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其父为丞相、晋王,不久便废掉魏主曹奂,自立为帝,国号晋,史称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
公元279年十一月,晋武帝分派六路大军,共约20多万水陆齐发,大举伐吴,一直打到建业,孙皓投降,孙吴灭亡。
晋武帝太康年间,由于天下统一,战乱结束,加上课田制等有利于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出现了“太康盛世”。西晋王朝依靠世家大族建立起政治、文化秩序,依靠他们进行统一战争,当然要给他们优厚的回报。把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推向极致,是对世家大族政治上的回报。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时陈群提出的选拔官吏的制度。其内容是朝廷在各州郡设立中正,中正负责根据当地的乡议把官吏候选人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推荐给中央,中央根据九品授予相应的官职。然而到了西晋,负责向中央推荐候选官员的中正几乎全都由世家大族担任,选材标准基本上就是门第高低和出身贵贱。官场上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官吏按照品级占有土地是对他们经济的回报。第一品可占五十顷,每品递减五顷,一直到九品。官吏还有按照品级使亲属获得免除徭役赋税的权利,最高者可惠及九代,低者也可以使三世受益。相对丰富的物质供给、特殊利益的保障制度、太平盛世的享受心理,三者共同作用,使当权者骄泰之心顿生。统治者生活糜烂,夸富、斗富成风,高官们不理政事,挥塵谈玄,一派富足悠闲景象。
“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太平盛世表象下面是可怕的不满情绪的积累,其中寒门庶族的不满尤其强烈,因为他们完全被排斥在世家大族政治经济利益之外。奔突于社会地壳下的不满岩浆,终于找到发泄的突破口,这就是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历时16年之久,死亡人数10万以上。此时,深受西晋统治者压迫的少数民族乘机起兵。公元316年,前赵刘曜率军攻破长安,俘获愍帝,仅仅维持了30多年统一的西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