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八千湘女上天山，记载着的是一代人的国家忠诚，体现人民大众对共产党的信仰执着。经过半个多世纪，湘女精神历久弥新。2016年8月，湖南省政协曾主办“芙蓉花开天山下——纪念‘八千湘女’进疆66周年活动”活动。新时代我们吟诵湘女精神，弘扬革命精神、奉献精神，讴歌新时代的民族团结融合。2019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由湖南省政协办公厅、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办，文史博览杂志社承办，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长沙华时捷环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烟草公司常德市公司协办，重磅推出“芳华·岁月——致敬湘女、致敬湘女精神”再回访系列报道。
1935年农历9月23日，我出生在长沙郊外的捞刀河兔子坡。大约我6岁那年，日军快要打到长沙，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奸、掠、烧、杀，爷爷和二叔用箩筐挑着我和大弟弟，领着母亲，从长沙步行逃难到父亲做工的湘西辰溪兵工厂。父亲是泥瓦工，家境贫寒，按理说我读不起书，幸好兵工厂有子弟学校，让我有幸在子弟小学上学并读到初小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家回到长沙城。1948年秋天，开明的父亲把我送到了他参与建成的长沙伍家井的崇实女校上学。1950年，我又到史家坡完小上学，总算是高小毕了业。当时在农村我已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1950年秋季，我在长沙体育馆的广告墙上看到新疆要招女兵的布告，十分激动，立即赶去报名。但他们又说我个子不够高，太瘦小，再次把我拒之门外。1952年春，新疆军区又一次来招人，正好赶上这次条件放宽，要的人又多，我要当女兵的决心更大了。这次，我绞尽脑汁想办法过关。首先是要母亲给我做了一条长一点的裤子，问父亲要6角钱买了一双厚鞋底的“蓝光牌”胶底鞋，在棉衣棉裤兜里分别装上了小铁锁、小秤砣及小卵石。在称体重时，我总算勉强达到了40公斤的要求。16岁的我，终于实现了当女兵的梦想。1952年3月8日，我们离开了山清水秀的家乡湖南，踏上了去祖国新疆的遥远征途。1
到了迪化后，我被分配到七一棉纺织厂，1952年初新疆军区党委为加强民族团结，培养翻译人才和双语干部，计划选拔一批青年学习维吾尔语。1952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了新疆军区干部培训班语文队。在1953年4月，新疆军区干部培训班迁至伊宁市巴彦岱，正式命名为“新疆军区语文学校”，设立了汉语队，学员200多人，总共只有22名女生，我们湘女就有6人，我们几个老乡经常凑在一起，感觉特别亲，常在一起聊天谈心。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王震将军在八一广场分配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认为在新疆当了工人就不错了，现在又要我们学习维语，还要求我们讲普通话，这不是叫我们真成了新疆人啦！再也回不到家了！那不行！说着说着，我们几个抱成一团大哭了一场，这时我提议，我们服从组织安排听党的话，但不要忘记家乡本色，不学标准普通话，不改家乡口音。语文学校毕业后我们几个仅见了一次面，除了杨志淳同志因去了文工团，后又从事幼教，才讲了一口标准普通话，我们5个还是乡音未改，还保持一口湖南腔，如今想起来，成了一段笑话！这所学校的学员都是从各部队抽调考试择优录选的学生兵，年龄学历不一致，最大的25岁，最小的只有16岁，文化程度高的是大学肄业，低的只有高小毕业。我就是年龄偏小的、文化最低的学员。学习半年后，学校将汉学维学员的122人分成了甲、乙、丙三级，我的汉语水平是丙级，维语水平是乙级。我又气又急，晚上在被窝里偷偷哭了一场，并暗下决心：我要刻苦学习，没有学不会的，即使当不上天才，也绝不当蠢材。我发挥年龄小思想单纯、记忆力好的优势，埋头苦学，没有笔记本，我就剪下报纸边角，用针线缝成小本，记上单词，一天也不离手，走到哪儿学到哪儿，记到哪儿，甚至连上厕所也不放过。有的学员笑我是书呆子，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等第二次大考再次实行升降级分班时，我的维、汉语水平终于达到了甲班标准，成了甲班的学员。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新疆军区司令部，先后在动员部和办公室工作，担任维语翻译和维文打字员。2
由于第一代少数民族职工多数不会汉语言文字，只有个别骨干会些汉语，但也只是生活用语，所以有关生产科技和政治教育只能流于形式，语言不通，遇到的麻烦也多。有位叫沙衣提的老兵要请假回南疆探望有病的母亲，语言不通，跟汉族领导说不清楚，领导也听不明白，多次报告未被批准，于是他就喝酒滋事。一天他在衣服口袋里装了几个酒瓶，声称是手榴弹，躺在团机关办公室大门口，不让办公人员出入，把当时在场的人吓得够呛。场领导把我叫来，一看，是我认识的人，就亲热地上前扶他，说：“地上多么冷啊！”他一听是我的声音，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直喊：“玛依诺尔，你好啊，我正要找你。”我把他带到办公室，帮他用汉语写了一份报告，他探亲的事就顺利解决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农七师在塔城地区开采云母矿，需从下四场抽调一部分少数民族同志去担任保安及民族协调工作。副团长和参谋长已经做了好几天动员工作，人员基本定了下来，正准备出发，民兵思想发生了变化——因有人谣传说是去边境打仗，于是不少老人把自己孩子关起来不让出门。眼看工作就要夭折，副团长和参谋长立即向团长、政委反映了情况，又派干部登门分头做老人们的思想工作。面对汉族干部的苦口婆心，老人们都一个劲地摇头说：“听不懂，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这时离计划出发的时间只有8个小时了，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团长刘朴派人把我叫到办公室接受紧急任务：马上派警卫员送我，连夜骑马赶到七连，协助做老人思想工作，保证民兵按时出发。团部到七连有4公里的路程，我还是20多年前在伊犁骑过马，骑马技能早已生疏，没想到马欺生人，一出团部，刚要上大路，它就往林带里钻，我狠拉缰绳，可无论怎么拉，马就是不回头。这时候一根横跨的电线，挂住了我的帽沿，我灵机一动，迅速将上身猛往后一仰，身体刷”地穿了过去。要不是我反应快，不然电线挂在脖子上，非将我勒死不可。现在想来还有点害怕。大概深夜12点，我们终于飞奔到了七连。听完领导交代的任务，我连夜走家串户摸清底细，召集了有关老人和妇女座谈，他们搞清楚了事情的缘由，天没亮，就给巴郎子们喝了热腾腾的奶茶带上熟鸡蛋，让他们在六点准时出发了。3
20世纪60年代我随丈夫到了石河子下野地工作，因为我是团里唯一的维语翻译，需要我长期下连队蹲点宣传民族政策，做许多安抚工作。连队与家相隔20多公里，交通不便，我又不会骑自行车，往往一个月才有机会步行或搭拉货的便车回一次家。当时，我的第一个孩子才4个月大，自治区农垦厅没有住房、没有托儿所，当时我每月工资85元，请保姆每月至少要60元，丈夫的工资有96元，但他已经分配到农七师农场去了，与我相隔几百公里。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把不到一百天的儿子送回湖南老家让母亲带。1958年的5月3日，我怀抱儿子，坐着帆布篷大卡车，踏上了漫长的返乡之路。回到长沙后，我和母亲商量把孩子留下，母亲没法，只好接受了抚养才4个月大的小外孙的任务。她每天用瓦罐熬粥，蒸鸡蛋羹，还到城里买回来炼乳，含辛茹苦地把我的儿子带到1岁9个月大。正是有父母的帮助，我才度过了生活的第一道难关。1959年春节，我怀上了第二个儿子李兵。又面临着孩子无人抚育的困境，我只好托国庆前夕回湖南探亲的乡友夫妇把母亲和大儿子接到新疆。没想到和母亲一起来新疆的还有我弟妹3人：身患放射性刺激后遗症的大弟弟，还不懂事的15岁妹妹和我参军进疆后才出生的小弟弟。她们到来后没有房子住，只好安排全家住招待所。母亲带着弟妹住在招待所过道的窗户下，我们一家挤在里面的小屋。人口突然猛增，生活十分拮据。把丈夫开荒造田分红的800元钱花光了不说，还求父亲寄钱。没有办法，只好又把有病的大弟弟，由妹妹护送返回老家父亲的身边。这时父亲在湘西钨矿上班，又当爹又当娘抚育两个孩子。母亲在我身边带着孩子，还要做家务。紧接着而来的3年自然灾害，大人吃不饱，更买不上肉、奶、蛋等营养食品，吃的都是“瓜菜代”，最好的饭是酱油下面条。有一次，3岁的大儿子李军和7岁的小弟弟饿得受不了了，就偷吃我藏在火墙顶上一个小木箱里留给不到1岁的小儿子吃的饼干，7岁的小弟弟站在凳子上把3岁的李军扛在肩上去开箱拿饼干吃，不巧母亲挑水回来，一推门，吓得大儿子摔了下来，把装饼干的小木箱也拽下来，木箱砸在了弟弟的头上，两个孩子连吓又疼，哭叫起来。母亲见此情景也伤心地哭了起来，我回来时，他们3个人正哭成一团。时隔47年后的今天，想起这些事，我还是会忍不住的伤心，泪水还会流出眼眶。为了屯垦戍边，我把父母扯开了，父亲在老家既当爹又当妈，弟妹们分隔两地生活，失去了父教母爱和阖家欢乐的童年。我的父母、我们一家为了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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