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多多法务
最近，韩国人抵制日货的情绪很高涨。
韩国人打出的反日爱国标语
有韩国民调显示，54.6%的韩国人正参与抵制日货，而近三分之二的人表示“今后有意参加”。韩民创络，号召上曝光日本商品，同时提供这些商品的可替代站一经建立，就成为搜索站还因为访客过多，一度崩溃。
韩再掀抵制日货浪潮 韩男子怒砸自家丰田车
不过，日本方面对于这样的情况表现得并不是特别在意。一名日本
对于韩国而言，这样的文章近乎羞辱。不反驳是不可能的，但韩国媒体的表态也颇有意思，他们说这次跟以往“非常不一样”，因为此前都是消费者选择不买，而这次是众多商家选择“不卖”——确实，仁川市多家中小企业联合团体宣布在店铺内下架日本商品，这些团体覆盖大约1700家企业。
不过，一句“跟以往不一样”也几乎等于默认了，至少日本人说以往韩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一部“无疾而终”的历史，是没什么错的。
而这次，真的不一样吗？
韩国人的努力
在抵制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韩国社会团体将日本企业的商标贴在箱子上，然后一脚踩下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韩国人抵制日货的行动如同他们踩箱子时的动作一样，坚决，整齐，不留余地。
韩国人在接受采访时就说，“韩国必须做点什么让日本人知道。”他还举了个例子，“我会选择韩国啤酒而不是日本啤酒。”一些韩国人经营的日料餐厅也加入这样的行列，他们推出了最新的“促销行动”——“日本啤酒促销价100万韩元一杯”。
如果按照2017年韩国的人均收入计算，这种100万一杯的日本啤酒，大概一年可以喝35杯。
韩国啤酒成为“标配”
看看数据，韩国大型超市易买得7月上半月的日本啤酒销售量比上个月减少24.6%，相反韩国国产啤酒的销售量比上月增加6.9%。而啤酒只是日货在韩国反映的一部分，在抵制日货活动掀起后，优衣库和无印良品的销售额分别减少26.2%和19.2%。
还是老结果？
然而，日本方面似乎并不太着急。因为，更低的数字都出现过。
从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数据看，本世纪以来，日本对韩出口总额最低点出现在2016年。2015年日韩两国签署慰安妇协议，日方有意通过向韩方受害者提供10亿日元“彻底解决”日韩慰安妇问题，其中要求之一就是韩国撤走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像。一系列协议细节的公布，韩国民间对日本的不满情绪迅速加重。日本政府不道歉反而试图用钱解决问题的方式刺激到韩国人，第二年，日本对韩出口就达到本世纪以来最低值。
不过，2017年，两国贸易额开始走高，就如那本激怒了韩国人的文章的标题一样，抵制日货“无疾而终”。究其原因，两国贸易的需求不一样。
根据日本海关公布的6月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日本对韩国出口的商品总值只占所有出口的6.27%。与日本在亚洲最大的两个出口对象——中国和东盟相比，日本对韩的出口总值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和东盟的二分之一。如果按品类来算的话，食品类的出口额只占对韩出口的1.01%，而日本限制出口的半导体电子部件，是食品类商品的四倍有余。
这某种意义上来说才是韩国进口日本商品的真相：韩国属于出口贸易型国家，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国的生产材料，由企业产出中间品或者成品后再出口。
韩国很多的大型企业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比如三星的关键芯片就从日本进口。日本限制令一出，“三星库存能支撑多久”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三星实际掌门人李在镕也紧急前往日本，商讨应对之策。三星也提出或许可以找到替代方案，比如挖掘替代材料、通过外国工厂迂回出口、交易渠道多元化、培育国内材料产业等，但他们清楚生产贸易链条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这些“替代方案”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李在镕紧急前往日本
如果韩国全面限制从日本的进口，受伤的，很可能是韩国电子制造业的根本。
钱并不万能
让韩国人出离愤怒的，从来都不是日货。
日本曾经对朝鲜半岛有过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特别是二战时期，韩国被日本视为后方补给之地，强征劳工、强召“慰安妇”，日本人也在那里坏事做尽。等到日本投降，韩国恢复主权独立，两国开始邦交正常化的尝试，并于1965年签署《日韩请求权协定》。在这份协定中，日本试图用3亿美元赔偿金一次性解决“各种赔偿”问题。
眼熟吗？又是“一次性解决”。和2015年日韩签署的慰安妇协议如出一辙的思路。
在日本人看来，钱到位了，过去的各种纠葛也就应该过去，这也是日本期待从“战败国”变成“正常国家”的关键一步。不过在为历史罪行赎罪这件事情上，以为“钱是万能的”，是日本犯的最大错误。对于曾经伤害过的国家，日本没有真诚道歉反而想要用赔偿金来“代替”道歉，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韩国民间向二战时强征劳工的日企索赔
所以，即便抵制日货因为韩国自身的经济结构总是“无疾而终”，但却几乎成为了韩国唯一的情绪宣泄渠道：
2001年，日本试图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行为，大约40家民间团体发起抵制日货行动；2005年，日本宣布对竹岛（韩国称“独岛”）拥有主权，韩国很多企业宣布下架日货；2013年，日本庆祝“竹岛日”的行为激怒韩国人，有600多万会员的韩国个体商户团体以及数十个市民团体一起发起抵制日货活动；而这次事件，也是有关二战时强征韩国劳工的赔偿问题。
当然，抵制日货无论是想“用钱解决问题”，还是想“用钱发泄情绪”，“钱并不万能”这句话都同样可以说给韩国听。
一次“例外”
实际上，韩国的抵制活动曾经在历史上取得过仅有的一次成功。
日本战败退出韩国后，恢复主权的韩国政府一开始实行的是高度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韩国政府做得很绝。对于一些外国商品，韩国收取很高的关税；对于其它的外国商品，韩国索性直接禁止进口。有韩国学者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提到，很多外国消费品被视为“奢侈品”，要么成为违禁品，要么用高关税加以限制。而外国的威士忌和饼干也被列入“奢侈品”。他回忆称，当时被告知看到任何抽外国香烟的人都要去报告，这是爱国义务，他的朋友就真的会去汇报这种“叛国行为”。韩国抵制外国货的坚决，大概也可以视为那个时代的“遗风”。
高度严格的贸易保护的确带来了韩国经济的腾飞，这也是韩国“抵制史”上的一次“例外”。不过，抵制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
韩国经过贸易保护期后，国内企业成长起来，韩国也迅速改变方针，大开国门，韩国确立出口贸易型经济的方针，也就是积极参与到全球的生产产业链中，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进入2017年后，韩国又开始制定“通商4.0”的新贸易战略，强调新科技的重要性，鼓励中小型企业积极创新，更加积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这次危机爆发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召集30家财阀企业的高管开会时，就将这场危机形容为“史无前例的危机”，不过他也强调两国应当“展开富有诚意的磋商”。而面对民众愈演愈烈的抵制，韩国政府的表态是“一旦日本的贸易限制措施导致韩国企业蒙受实际损失，韩国政府也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这是韩方不愿意看到的。”这是文在寅首次直接就加强管制表明立场。看得出，很克制。
2017年，日韩两国领导人在德国汉堡“握手言和”
而前几次韩国抵制日货的行动，最后其实都是以合作收场的。比如2016年，两国陷入贸易地点之后，2017年底两国贸易突然回暖。当时中日韩领导财长和央行行长在G20财长会议期间会面，会后发表公报，明确将“反对所有形式的保护主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三国的合作交流，以应对全球经济不确信的增加。
这是一段韩国挺有必要回顾的历史。与谁为敌，或许决定了问题的一部分，但看清与谁为友恐怕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毕竟，抵制从来都不是问题收场的最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