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之所以工业肌肉发达，是因为注入了科技的基因，而且是站在科技力量雄厚的坚实土地上发力。
东北工业的奋进其实很难孤军深入，系统化的改革是必由之路。
深圳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深圳人、中国人有一腔奋发图强的热血。
据媒体报道，2018年工业增加值居前十的城市分别是深圳、上海、苏州、天津、重庆、成都、广州、武汉、无锡和宁波。是的，深圳这个一向被认为是“科技+金融”的城市其实工业力量越来越强大。
在南京六合区以及其他诸多地方都想放松房地产限购，以继续靠土地财政“输血”的当下，深圳也早已摆脱了对土地财政依赖症。相比长年排在土地财政排行榜前列的杭州，深圳淡定很多，基本上可以选择“漠视”与土地财政有关的收入。
深圳何以能做到这样的经济结构？深圳模式对于其他城市有什么借鉴意义？
深圳曾经迷茫和“被唱衰”
2005年的深圳，25岁，看似风华正茂，其实危机四伏。早在2004年，深圳GDP达到3423亿元；人均GDP超过7100美元，居全国首位。但是时任市委书记李鸿忠已经开始面临深圳的四个“难以为继”：
一是土地、空间难以为继；
二是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
三是实现万亿GDP需要更多劳动力投入，而城市已经不堪人口重负，难以为继；
四是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
此前的2004年，深圳市第7次机构改革中，原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被撤销，其职能合并到市发展与改革局。深圳人一度陷入迷茫：改革办被撤了，一些特区政策也逐渐取消了，深圳还是特区吗？深圳如何继续“特”下去？
此后，李鸿忠力主改革办的复出，深圳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南岭兼任改革办，深圳开始在四个“难以为继”的巨大压力下前行，深圳坚定不移地在高科技产业的路径上跋涉，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据媒体公开报道：2005年，深圳曾试图在龙岗区大鹏半岛的坝光建立精细化工园，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带来1200亿元工业产值。其实，深圳从1991年就选择电子信息产业为突破方向，精细化工园的建设与这一方向并不吻合，简单来说：重化工业与高科技产业争夺土地资源，对深圳不利。
6年后的2011年，坝光精细化工产业园下马。2013年9月，深圳市确定以坝光为核心建设国际生物谷。
▲深圳国际生物谷坝光核心启动区规划建设效果图
如果为了保GDP，为了数据好看，深圳完全可以采取更“保守”的办法，但是深圳的各种资源转圜余地太小了，只能忍痛割爱。这样的故事在深圳这个阶段经常发生，以至于深圳有一个阶段的GDP增速甚至低于天津和重庆，这是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实与数据：
在2012年4月20日深圳举行的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深圳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前三月，全市实现生产总值2507.37亿元，同比增长5.8%，比全国低2.3个百分点。天津和重庆两个城市GDP增速分别达到14.7%和14.4%，远超深圳，属于首次。
在当年的GDP总量排行榜上，排名前10位的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广州、苏州、天津、重庆、深圳、成都、武汉、无锡。后经
2012年前两个月，深圳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20.65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0%。前两个月，深圳的进出口总额562.89亿美元，也下降了3.5%，其中出口总额327.00亿美元，下降6.0%。
深圳怎么办？
当时有学者认为“深圳未来只能走继续调整结构、发展高端产业的道路。这种被赶超、排名地位下降是必然的，以后会成为一种常态”。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勤明确表示，深圳经济已经发展到今天，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我最担心的不是增速放缓，而是结构没有得到优化、质量没有得到提升。”
这就是当时的深圳面临的困境与压力，历史并不遥远，也就是七年之前而已。
东北可以向深圳学习什么？
七年过去，深圳在高科技领域突飞猛进，但是这种增速是与工业紧密结合的增长。
2019年上半年，深圳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增速较1-5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持平。这一增速分别高于全国（6%）和东部地区平均增速（4.9%）1.4个和2.5个百分点。
上半年，深圳市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增长11.1%，先进制造业实现增加值增长10.3%，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增长11%。
深圳之所以工业肌肉发达，是因为注入了科技的基因，而且是站在科技力量雄厚的坚实土地上发力。
反观东北，可能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是另外一个标本。东北没有一个城市入围前十大工业城市。2018年，东北GDP总量最大的大连工业增加值为2633亿元，沈阳和哈尔滨则都低于2000亿元。
这一段时间很多大佬都在东北考察投资，碧桂园瞄准了农业，万达锁定文旅产业，恒大则准备在东北落地三大新能源汽车基地。
东北今日的发展迟滞有诸多原因，比如营商环境、政府工作效能、人才流失等，有关方面也力图振兴东北的工业，深圳模式提供的启发在于：只有发轫于科技土壤之上的工业才具有高附加值，只有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让工业发展保持相当的锐度。
因此，东北工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当然是招商引资，但更重要的是：招商引资之后如何鼓励科技创新，如何激发东北现有的科技力量去参与工业发展。
反观历史，深圳2004年被撤并又复出的改革办是做什么的？就是大力拆除发展中各种藩篱的，这和三十多年前的袁庚做得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在蛇口工业区这个层面，袁庚更多时候是孤身奋战，而深圳改革办是以机构的力量参与拆除藩篱的过程。
东北工业的振兴要借助科技的力量，要借助真改革的力量，要认真观摩学习深圳经验。深圳走过的路并不平坦，甚至可以说是“杀出了一条血路”：四个“难以为继”再加上GDP增速一度排名十大城市末尾的惨痛如今仍历历在目。
东北工业的奋进其实很难孤军深入，系统化的改革是必由之路。
杭州为何土地财政依赖度高？
我们在2019年说城市发展，很多人言必称土地财政，炒房客甚至叫嚣：“没有土地财政，城市就会运转失速”。这在很多地方都是事实，但是在深圳不是，深圳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可以完全摆脱土地财政依赖症的城市。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2018年仅300城卖地收入就高达4.17万亿元，全国卖地总收入高达5.5万亿元以上。2018年，杭州卖地收入高达2442.9亿元，是2018年全国卖地冠军，土地财政依赖度高达134%。
深圳则是全国土地财政依赖度相对较低的城市，2018年的卖地收入只有449.6亿，土地财政依赖度只有12.7%。深圳的卖地收入和石家庄、长沙、太原是一个级别，都是400多亿。
深圳和杭州是中国两属性比较高的城市，前者有腾讯，后者有阿里，杭州之所以大举卖地，一方面是因为发展确实需要钱，但财政收入的增长在短期内不能覆盖大规模的基建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一些国际性盛会召开的紧迫感所致。
深圳和杭州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深圳已经把土地用到了极致，当然本身土地面积也确实偏小，只能走城市更新和填海造地的路子，所以基本没有搞土地财政的可能。
深圳之于土地财政，也可以说：“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正是这样的窘迫与困境才让深圳只能选择突围，这种突围反证：至少部分中国城市的发展可以不依靠土地财政。
杭州是众人红城市，不过杭州的弱点也很突出：首先是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过高，这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民生发展压力，包括舆论压力。另外，杭州作为呼声极高的新一线城市，其实工业增加值非常一般，2018年工业增加值居前十的城市没有杭州，它的排名甚至在无锡和宁波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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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杭州紧迫感十足，数字服务业上去了，如何让数字服务业更多地与制造业发生关联，为实体经济夯实向上的基础，是杭州需要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如何从制造到“智造”，如何把基企业的能量传导、嫁接到制造业中去，杭州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杭州当然看到了问题所在。9月20日，杭州召开了全面实施“新制造业计划”动员大会。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强调，要全面实施“新制造业计划”，实现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个引擎一起转”，大会发布《关于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
《意见》提出，到2025年，杭州全市工业总产值要达到25000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达到6800亿元，年均增速10%；全市企业进入中国企业500强30家、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40家等。
杭州是会成为第二个深圳，还是成为卓尔不群的新杭州，让我们等待时间的答案。
经常有人问起深圳成功的秘密，我们当然会有一些基于历史、现状的理性分析和回复，但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深圳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深圳人、中国人有一腔奋发图强的热血。
深圳人之于深圳的感情，恰如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所表达的一样：“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