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品牌被侵权，应该如何做到最大程度的合法维护权益？
合理范围内索赔数额的最大化，不但要与企业的举证能力相匹配，而且要兼顾诉讼成本和胜败评估。
以下现行商标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计算商标侵权赔偿数额的五种方法
一、“权利人损失计算法”
在我国商标法条文中，“权利人损失计算法”位列赔偿计算法首位，原因可能在于立法者认为这种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商标权人。首先，从举证难度上来看，自己的损失自己当然最有能力证明，相应的，由于信息优势，举证成本也不会太离谱；其次，由于精确地掌握自己的损失，索赔的数额自然就有充分事实基础，在获得法院支持的前提下能够充分填平损失；再次，由于举证充分、事实清楚，胜诉几率自然很大。
上述的推理本来很符合逻辑，然而实践中却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从前述的各项指标不难看出“权利人损失计算法”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意义完全不同，上述推理似乎只适用于知名大企业，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从举证难度上来说，对于知名大企业而言，有成熟的维权团队和丰富的诉讼技巧，对于如何评估企业品牌价值、如何迅速发现侵权事实、如何固定证据、如何批量诉讼，都有规范、标准的工作流程，自然从边际效应上降低了每次维权的举证难度和调查成本。
其次，从诉讼收益来看，知名企业的胜诉不仅意味着判赔收益可以抵消前期付出的举证和调查成本，而且意味着对知名品牌的捍卫和商誉的保护，因此判赔绝不仅仅只具有金钱上的意义。
二、“侵权所得计算法”
首先，从举证难度来说，这种计算方法要明显大于“权利人所得计算法”，因为侵权证据都掌握在侵权人手中，要打破信息不对称自然要付出更多的举证努力，无论企业规模大小这种增加的举证难度都同样存在。其次，从调查成本来说，同样由于信息不对称，要付出比“权利人损失计算法”更高的人力财力。再次，从判赔数额来看，本法的计算是以侵权人所得为基准，因此对大企业而言从整体上看低于“权利人损失法”的计算结果，在诉讼收益上也大致相仿，而对小企业而言则较前法影响不大。
三、“许可费倍数计算法”分析
“许可费倍数计算法”建立在许可合同基础之上，因此，对于与第三人存在许可关系的企业而言，举证和调查都非常容易，原告只需拿出已经履行的许可合同，法院审查认可后就可据此为参照得出判赔数额。本法未能被广泛采用的原因在于有效的许可合同依据太少：有的权利人从未许可过商标，自然无法提供许可费用的证据；有的权利人虽然签署过许可合同，但实际上并未履行；有的权利人虽然可以拿出相关证明，但和侵权事实在使用类别、使用时间、使用范围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事实上无法参照。
四、“惩罚性赔偿计算法”
“惩罚性赔偿计算法”在判赔数额和诉讼收益方面位列本文五法之冠，但是其举证难度之高和调查成本之巨同样位列本文五法之冠，这就合理地解释了下面这种现象：现行商标法早于2014年5月1日生效，但不完全统计表明，商标权人主动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案例可谓“凤毛麟角”，而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判决更是寥若晨星；而“商标法惩罚性赔偿案例难寻”“难落地”“仍难起步”甚至成为媒体报道和专业研讨的标题。
五、“法定赔偿计算法”分析：相比前述四种计算方法，“法定赔偿计算法”在实践中使用率最高，原因绝不是偶然的。
